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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古文创
陈文幸
萨拉特·钱德拉·查特吉（Sarat Chandra Chattopadhyay,1876—1938）是印度以孟加拉语写作的著名小说家，疾病是其诸多作品的重要主题。在《嫁不出去的女儿》中，他运用隐喻性疾病叙事的手法，对生命伦理、家庭伦理以及社会伦理等议题进行了深入地探讨。本文首先通过深入剖析生命个体与自身之间的伦理联系来探讨甘达等人的疾病表征；其次通过诠释家庭中异化的伦理关系来揭示甘达患病的深层原因；最后从女性社会伦理身份的困境分析甘达所接受的不当治疗，从而深入解读疾病现象以及其折射出的人与自我、人与他人、人与社会之间的伦理关系。
曾玉林
《教师》作为夏洛蒂·勃朗特唯一一部男性主人公小说，不仅是勃朗特作品矛盾结构的典范，也是她批评现实主义创作手法的主观主义作品。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经历着社会巨变，伴随着工业革命、资本主义快速发展和帝国主义扩张带来的经济繁荣而来的，却是阶级冲突和个体矛盾导致传统道德伦理和文化价值观遭受挑战。勃朗特在《教师》中清晰地刻画了转型社会个体的境遇和命运，关照了各共同体成员的社会地位和精神情感诉求。叙事张力与结构矛盾根源于个体对共同体既继承又反叛的渴望。如何整合差异，安置主体性需求，构建“有机团结共同体”成为重要议题。通过心理构建机制，勃朗特调和了个体诉求与群体机制，试图构建的精神共同体，借此可以管窥英国文化共同体形塑机制和过程。
李林姝
史铁生是中国当代文坛中的重要作家，其思想的转变和独特的生命理念是文学界研究史铁生的重点。20世纪西方精神分析学派在美学上具有重要影响，运用精神分析批评，从个体无意识出发探究史铁生散文创作中复杂的生命意识表达，找寻其精神重建的生命力量。从“超我”到寻找“本我”的过程可视为史铁生文字中生命意识的一种升华，其作品中的意象更潜藏着他对生命的认识和探索。
文美心
《诗经》是中国古代诗歌乃至文学发展的土壤，后世文人的创作很多植根于《诗经》，深受其艺术手法、审美思维的影响。本文立足于王粲引《诗》文献，结合汉末的社会背景，系统总结王粲文学作品引《诗经》的特点，探讨王粲文学引《诗》对“风雅精神”的延续。
朱悦
《边城》与《长河》是中国现代文学家沈从文的著作。他在《边城》中以“乡下人”的视角展现了“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湘西世界，于充满“动”的时代中着重突出“静”，从而构建出与现实断裂的理想世界。在《长河》中“现代”二字悄然进入日常生活，乡民们于时代洪流的冲击中面临着新的人生困境，文章叙述从单纯的文化风俗层面延伸至现代性层面。本文从细读文本出发，探讨从《边城》到《长河》中的守常与异变以及沈从文对现代性态度的转变。
罗徐楚
本文以微信公众号“剥洋葱people”为研究对象，分析探究了非虚构写作的媒介转向、公众号推文的特色与现状。同时，文章对该类平台的价值进行追问，探讨在新媒体时代到来、“非虚构”思潮成为学界热点话题的当下，以“剥洋葱people”微信公众号为代表的非虚构写作平台的叙事模式变迁，及其对非虚构理论的运用和发展。
李博
纵观日本古代小说的发展轨迹，中国文化尤其是中国古代小说对其影响颇深。而在中国明清时期、日本江户时代，明清小说的传入，对日本以及朝鲜半岛等地文坛产生了深远持久、潜移默化的影响，而江户读本小说正是在明清小说东传刺激下所产生的新型产物。明清小说东传后，更是在日本引起了“水浒翻案热”，即结合日本自身政治、经济与文化环境对《水浒传》进行“翻案”，从而产生如《忠臣水浒传》等受《水浒传》强烈影响的“翻案”作品。本文旨在通过对《水浒传》及其“翻案”作品分析《水浒传》对江户读本小说中选材的影响。
彭琛
作为英国唯美主义运动的倡导者，王尔德在其艺术批评作品《英国的文艺复兴》等作品中，探讨了“审美救赎”。而当代著名哲学家马尔库塞的美学思想中对于审美救赎的问题与其有着一致性和继承性。王尔德强调审美形式的独立至上，保证艺术的自律性，最大限度地扩大艺术的自由领域，并通过对艺术中个人主义的宣扬否定与对抗英国商业化社会。马尔库塞则通过自身的否定美学，批判人类单维化，期望通过创造一个超越现实的审美乌托邦来实现对现代人的审美救赎。这一美学理念的关联与呼应，凸显了唯美主义思想的前瞻性和启示性。
宗文艳
《夏洛特女郎》是丁尼生的著名诗歌，吸引了许多拉斐尔前派画家以此为基础进行绘画创作。部分学者将该诗与拉斐尔前派绘画进行比较，并认为后者偏离了原作的中心。然而，拉斐尔前派画家，尤其是沃特豪斯，在对原诗进行创新的同时，通过色彩、构图及象征手法，有效传达了丁尼生诗歌中的唯我主义思想和艺术与生活相冲突的主题。通过分析原诗的主题和以沃特豪斯为代表的拉斐尔前派画家的艺术再现手法，可以看到诗歌和绘画作为两种截然不同的艺术，在创作中实现了跨界对话。
刘征
长城作为中国的国家象征，不仅代表了中国的历史传统与民族精神，更是极富文化内涵与历史价值的中国元素之一。在东南亚华文女性文学中，不乏对长城的想象与思念、讴歌与赞美，这其中以马来西亚华文女作家潘碧华的《我在长城上想起你》、菲律宾华文女作家莎士的《我登上万里长城》和印度尼西亚华文女作家明芳的《游长城》为代表。本文着重分析三位女作家长城书写的背后所蕴含的故国情怀、文化自信与文化的世代传承，以此证明作为祖籍国的中国与中华文化在海外华人心中不可撼动的崇高地位，以及文化自信为她们带来的坚强的生存底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