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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跃龙门——潮州木雕鱼龙花板系列饰品设计
曾军伟, 吴舒茵
<正>设计说明本设计以广东省博物馆馆藏文物潮州木雕《通雕鲤鱼跳龙门花板》作为创意来源进行系列饰品设计。通过提炼其中的鱼龙,鲤鱼,海浪等主体元素,进行构成化的改造和加工,转化为具有主体元素形式特征的构成形态,最后分别应用在胸针、项链和耳环等具有实用性的饰品设计中。本作品在传统潮州木雕元素的基础上进行创新设计,以此来让更多的年轻人了解潮州木雕文化和引起人们对传统工艺的关注,让潮州木雕文化历久弥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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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SN 2096-8264CN 42-1911/I
今古文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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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今古传奇传媒集团有限公司主办
2024年18期
今古文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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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目录共 42 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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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巴金《家》中的平民形象
孙奥, 刘蓝青
本文统计了巴金《家》中的平民人物数量，对其中“封建地主阶级的玩物”“贫穷落魄和悲观苦闷的‘零余者’”“慈母般温暖的忠仆”“饥寒交迫的最底层人民”四类形象进行详细分析，并指出平民形象的文学价值，即平民形象使小说主要人物形象更加丰满立体，比较全面地再现了封建旧社会的人物群像，增强了小说主题的深度。
0页码：4-6DOI：
平民形象《家》巴金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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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刘震云《一日三秋》中的苦难叙事
王梅茜
不同于以往新写实主义作品的创作，刘震云的《一日三秋》给读者呈现了一个充满苦难的“笑话”世界，这个世界由人、兽、鬼构成，交织着荒诞神秘的色彩。从《一日三秋》的苦难叙事入手，体味作品双重叙事进程下的生存苦难，探究文本流浪叙事模式下的精神苦难，了解作者关于苦难的审美体验，有利于挖掘作品独特的文本价值和社会意义。
0页码：19-21DOI：
刘震云《一日三秋》苦难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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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德吉卓玛长篇小说《游牧部落》
多杰彭毛
本文的研究建立在对德吉卓玛的长篇小说的文本细读之上，将她目前已出版的一部长篇小说视作一个有机整体，并结合作家的成长经历和文学创作理念、作者的文化背景与生活经验、对后代的一次鼓舞，提炼出德吉卓玛长篇小说的主题和人物形象，进而对牧区生活的文化气氛进行分析。德吉卓玛长篇小说的主题体现了作家的思想核心和价值追求，对其进行分析和研究将有助于我们更为深入地认识和掌握德吉卓玛小说创作的整体面貌。
0页码：22-24DOI：
德吉卓玛《游牧部落》人物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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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诗赋中的名物“玳瑁”考
刘妍辛
汉代诗赋中出现“玳瑁”这一特殊名物，出土的汉墓中亦有不少“玳瑁”器物，是汉代诗赋中所见“玳瑁”名物的实物印证。“玳瑁”在汉代既指生活在深海的海龟，亦指其龟甲，用“玳瑁”制成的装饰品是汉代帝王后妃、王侯将相等上层贵族人物喜爱的奢侈品，观赏价值极高。而这一名物被引入汉代诗赋后，以其甲纹之错综华丽而引申出文章颇具文采之意。同时，被写入汉代诗赋的“玳瑁”亦与爱情产生了别样的连接，具有特殊的文化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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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诗歌赋玳瑁名物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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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微草堂笔记》局骗故事研究
刘昕钰
《阅微草堂笔记》所记多则局骗故事，以奇诡骗术为切入点揭露乾嘉盛世下潜藏的污浊乱象与阴暗人性，是清中叶社会诈伪丛生的直接投影，展现纪昀危机忧患意识与劝惩救世之心。本文围绕骗局的起因、种类、结果三方面，结合清代社会现状与民间风俗，对《阅微草堂笔记》中的局骗故事展开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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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阅微草堂笔记》局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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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苏童女性小说中的创伤书写
吴子欣
苏童作为书写女性的圣手，其笔下的女性小说在文坛颇受关注。苏童女性小说中的女性人物从身体到精神都是伤痕累累的。苏童从创伤视角出发，不仅揭露了传统封建伦理等因素对女性造成的外部创伤，而且更加深入地剖析了深受封建传统伦理影响的女性由于主体意识局限造成的内部创伤。苏童女性小说的创伤书写主要体现于女性拥护封建传统，依附于男性中心文化之伤、女性之间的自戕之伤以及女性缺乏自我反省精神的局限之伤。
0页码：40-42DOI：
苏童女性小说创伤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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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格非“江南三部曲”叙事的传统性
白明哲
格非的“江南三部曲”是其文风成熟之后的力作，小说围绕江南小镇普济，展现时代背景下的个体追求桃源理想心路历程，在叙事上体现出一种向中国传统回归的意识。其叙事的传统性体现在对史传传统的继承、对诗骚传统的保留、对传奇性叙事的沿用以及对“桃源”式东方审美的营造等方面。格非从先锋转向传统开掘了一条沟通传统与现代的叙事道路，体现了格非对中国传统叙事的重新审视以及文化上的回归意识。
0页码：43-45DOI：
格非“江南三部曲”叙事传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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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书·叛臣传》入传标准研究
周怡迪
由欧阳修、宋祁等主修的《新唐书·叛臣传》共收录十三位叛臣，分析《新唐书·叛臣传》传文内容，可以发现其标准有四：一是起兵叛乱；二是归附逆臣；三是拒诏作乱；四是擅立新帝。通过对比研究，讨论了《新唐书》中叛、逆臣的区别，《新唐书·叛臣传》的入传标准集中反映了北宋中期史学义理化的倾向：一是尊君抑臣的忠孝伦理；二是衡评人物凸显道德因素。
0页码：67-70DOI：
《新唐书·叛臣传》入传标准史学义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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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考古学家汪宁生的治学方法——以“三重证据法”为例
张翔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民族考古学诞生，而汪宁生是中国民族考古学的重要奠基者之一。汪宁生在中国古史、民族学、考古学的基础上，以及顾颉刚等人的影响下，形成了“三重证据法”。同时汪宁生也在写作和实践中运用“三重证据法”。而“三重证据法”也在批评中不断接受检验，虽然民族考古学有些过时，但不妨碍人们重新评估民族考古学“三重证据法”的价值。
0页码：71-74DOI：
汪宁生考古学史三重证据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