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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古文创
李瑞志
《婴宁》作为蒲松龄《聊斋志异》中的不朽篇章，其不仅仅塑造了一个前后转变鲜明的狐女形象，更是在前后的故事描绘中以婴宁的“无时不笑”到“矢不复笑”再到“笑须有时”为叙事线索。《婴宁》故事的结局看似是以花好月圆式喜剧收尾，但实则又是另一个“人”的悲剧开始。《婴宁》一文实则是中国封建社会女性的悲剧命运之缩影阐述，在《婴宁》中蒲松龄除了借婴宁表达了对人性自然淳朴性格的赞扬，也表现了对婴宁个人命运在浊世洪流中陷入桎梏的悲剧性结局的无奈惋惜，更是借此表达了对中国封建礼教荼毒人性的深刻批判。
尚思我
在中国四大古典名著之一的《西游记》中，吴承恩塑造的精怪形象都是以丑陋、怪异为主的。猪八戒也是其中之一，猪八戒之丑主要体现在相貌、行为、语言和人性上，但与其他丑的形象不同，猪八戒没有让人们产生厌恶心理，反而使其形象更为立体丰富，妇孺皆爱。“丑”作为“美”的对立，同样具有审美价值和美学意义。
石靖颖
《我的天才女友》是由意大利作者埃莱娜·费兰特创作的小说《那不勒斯四部曲》的第一部，讲述了叙述者“我”与天才女友莉拉竞争以及友谊关系。小说以二战后的意大利那不勒斯为背景，对于“女性友谊”这个主题进行了深入的探究，但也从侧面展现了原生家庭对于女性意识形成的重要影响。本文主要从女性主义角度出发，探究小说中两位主人公的角色特点，并揭示小说中原生家庭对于两位主人公女性意识启蒙的影响。
周姝婕
阿兰达蒂·洛依的“布克奖”获奖小说《微物之神》中有着丰富的空间种类，其中与女性人物阿慕有关的空间意象最为丰富。阿慕是印度社会的“微物”，也是无数反抗不公、争取独立自由的印度女性的缩影。在空间的变化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窥得阿慕觉醒与反抗的过程。通过表现阿慕的觉醒与反抗，洛依批判了印度社会的顽疾；同时也传达出印度女性追求自由平等、建构自身主体性的渴望。
徐佳琦
端木蕻良小说作品中有很多动物意象，动物意象在小说中既起到象征作用，又蕴含动物的内在生命意识。农民对动物有喜爱、感激和爱护之情，也有对动物的同情，由无力保护动物上升到对农民命运的反思。端木蕻良小说中，被压迫的人过着和动物一般的悲惨生活，人和动物一样的悲悯，被鞭策压榨，都难以把握自己的命运。唐克龙重视动物的生命意识，注重动物意象在象征含义外的人文精神，适用于探索端木蕻良小说中人和动物相似的生存命运，用动物生存图式更能表达出人和动物的生存困境。端木蕻良用具有野性爆发力的动物象征人的反抗，动物为觅食而生，为领土而战，被压迫的人会发挥动物野性一面的本能，用草原民众粗犷的自然力量反抗不平等的侵略。
韩春杰
神话起源于远古时代，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产物，同时也是人类原始文明中重要的组成部分。神话的发展不仅对原始文明的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同时对现代社会心理和跨文化交际有着丰富的指导价值。本文从中西方神话叙事的角度，选取人们广为熟知的中国汉族创世神话和西方的创世神话进行分析，进而探讨不同的神话所蕴含的思维文化差异性以及英汉两种语言的不同。
杨睿之
清人刘熙载论文风之变，谓：“文章蹊径好尚，自《庄》《列》出而一变，佛书入中国又一变，《世说新语》成书又一变。此诸书，人鲜不读，读鲜不嗜，往往与之俱化。”刘熙载虽然没有明确说明《世说新语》的风格，但将其与《庄子》甚至外来的佛经并列，已经可见《世说新语》文体风格的独特魅力。概括来说，《世说新语》文体的独特性来自史部特点和子部小说特点的结合，其中史部特点突出表现在其文章的“互见性”，而子部小说特点突出表现在其“复调”的体例结构。
王涵
魏晋是中国历史上变革颇多的一个时代。战争频繁、社会动荡、乱象丛生。社会存在的变化导致了社会意识的变化：此时儒教已失统治性地位，社会上“为儒者盖寡”（1）。《晋经·总论》中记载：“学者以老庄为宗而黜《六经》，谈者以虚诞为辩而贱名检。”（2）可见儒家伦理系统在社会上的崩盘、老庄之学的异军突起。其思想内核是对人的重视、人性欲望的追求。所以，魏晋士人呈现出一种放荡不羁的色彩，在思想上脱离了汉代儒教的藩篱，开始追求精神自由与解放，书写了许多与主流思想格格不入的作品。同时，魏晋时期儒释道三教合流使鬼神之说更加流行。正如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所说：“中国本信巫，秦汉以来，神仙之说盛行，汉末又大畅巫风，而鬼道愈炽；会小乘佛教亦入中土，渐见流传。凡此，皆张皇鬼神称道灵异，故自晋迄隋，特多鬼神志怪之书。”（3）在这样的时代风气下，干宝搜集怪异鬼神之事，作志怪小说《搜神记》。在鬼神之说的影响下，《搜神记》围绕许多非人的异类女子展开了一系列爱情叙述，譬如人鬼情未了、女神嫁凡男以及女妖魅惑等等。前两者中的女性大多收获了爱情，而人妖恋中的女妖却落得悲惨的结局。本文旨在从《搜神记》中的人妖恋故事入手，分析女妖形象塑造上的特点及其背后的男性凝视，少数男妖故事的内涵，以期挖掘背后作为作者的男性在古代社会种种背景下的心理。
王继国
三年零三个月的临清经历，是臧克家“生命史上的‘黄金时代’”和“创作中的一个重要阶段”。临清时期的诗歌创作，在其创作生涯中占有很重的分量，是其创作走向成熟和诗风转变的关键时期。临清的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环境，开拓了臧克家诗歌的书写内容与艺术创作方式，“临清”相关意象的呈现和叙述表达，蕴含着臧克家独特的生命体验，具有重要的文学地理学意义。
张佩瑄
日本近代文学巨匠夏目漱石的创作分为四个时期，本文聚焦于其1910年修善寺大患后的第三创作时期的作品，即被称为“后期三部曲”的《春分之后》《行人》《心》。前期三部作品聚焦于人性和现实的矛盾，而后期三部作品则转向了对“自我”的探讨，强调世间的不幸皆来源于自我意识过剩。本文将从原文出发，以发表时间为顺序依次探究三部作品中出现的中国元素，结合夏目漱石的汉学经历以及中国传统儒释道文化对夏目漱石的影响，探究转变产生的原因及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