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女性叙事研究
陈群英
《左传》是我国一部宏大的历史著作,除了具有史学性质外,还具有极强的文学性。本文对《左传》中的女性叙事艺术进行分析,探寻春秋时期父权社会下女性的命运、女性观,探讨《左传》女性叙事对于后世文学创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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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群英
《左传》是我国一部宏大的历史著作,除了具有史学性质外,还具有极强的文学性。本文对《左传》中的女性叙事艺术进行分析,探寻春秋时期父权社会下女性的命运、女性观,探讨《左传》女性叙事对于后世文学创作的影响。
李卓霖
本文以文化地理学为研究视角,着重从小镇上的自然景观、家庭景观和社区景观三个方面加以分析,认为怀尔德在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对田园诗式小镇的景观书写带有独特的隐喻性意义,肯定了日常生活的永恒价值。怀尔德对小镇的景观书写,旨在唤起世人对有机共同体生活的怀念与重新回归心灵家园的渴望,体现其和谐共存的人文关怀思想,从而实现戏剧的社会功能。
冯雅鑫
屈原是楚辞体体制的开创者,原始氏族社会的自然崇拜以及长期的楚地生活使他的作品涉及大量的自然折射与文化传承,同时也使《楚辞》中的自然景观与楚地的民俗风情有着天然的联系。但翻阅相关研究可以发现,只有较少学者在民俗学视阈下对其进行解读,且大多致力于某一篇或某一种民俗事项的研究。以“荷”意象为主要研究对象,从民俗学角度探寻《楚辞》中香草意象对楚人服饰、建筑等物质生活以及婚恋习俗和巫祭活动等精神生活的映射可知,楚地地理环境以及天人合一、自然崇拜等原始精神在楚文化中得到充分发挥,并深刻影响着楚人的生活。这在一定程度上为《楚辞》研究做了补充,同时也有利于中国传统民俗文化的继承与发展。
张睿迪
《荒原狼》从认识和分析西方现代知识分子尤其是德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矛盾出发,到找到自我救赎的方法为止。黑塞用严厉的笔触将当代人的生活形态揭露出来,同时深刻分析内藏“荒原狼”的人的真实想法,这一做法在当时引起了争议。但是,这部作品的意义不只在于批判,更在于探索和建构。黑塞本人的创作目的,实际上是通过对现代知识分子精神矛盾的分析,探索如何进行自我救赎,最终指向的是疗愈而非破坏。
王雨, 张娜
美国南方女作家弗兰纳里·奥康纳的小说具有浓郁的哥特色彩,她的小说《善良的乡下人》描述了哲学女博士哈尔加因残疾而引出的身份认同危机和精神困境。本文通过观察弗兰纳里·奥康纳在《善良的乡下人》一文中对“二重身”写作模式进行的特殊变形,分析现代个体身份认同的危机。弗兰纳里·奥康纳对以哈尔加和曼利·波恩特为中心的传统的二元对立模式替身关系做出了颠覆与还原的三次变动,勾勒出一幅框架式嵌套的“二重身”模式,从而揭示了现代社会中人们的精神困境——虚无主义者和平庸化的现代基督徒大行其道,以及由此导致的社会问题。二重身的出现暗示着主体陷入主观危机,弗兰纳里·奥康纳对人物的身份危机问题的刻画,反映出现代语境中个体的信仰失落与生存困境,以及她对精神救赎做出的独到思考。
李依昂
作为克莱斯特中篇小说的代表作,《马贩子米歇尔·戈哈斯》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批判性。该小说受启蒙运动影响颇深,带有克莱斯特写作一贯具有的现代性,却在故事中安排了吉普赛妇人及预言纸条的情节,并以之作为小说后半部分的线索。本文通过分析吉普赛妇人及其预言的作用,探究此线索虽推动情节发展却并未改变人物悲剧性命运的原因。克莱斯特采取古希腊戏剧中“机械降神”的手段叙事以弥补小说不可调和的矛盾,并借“虚构的权威”展现了预言之下个体的自由意志,揭露了现实中国家机器的强权与虚伪。
张驰
《我与地坛》是史铁生以独特视角深入观察北京并抒发个人体悟的散文随笔集,为当代文学史上的北京形象书写增添了新的内涵。本文深入解读文本中的“北京”形象,通过文本分析,揭示了史铁生笔下的北京形象是一个充满记忆与情感、历史与文化、人物与审美的复合体。这一形象丰富了文学作品的地域色彩,提供了理解北京的新视角。研究的意义在于深化对史铁生作品的理解,揭示其文学魅力,同时推动地域文化与文学研究的交融发展。史铁生的《我与地坛》为人们呈现了鲜活而独特的“北京”形象,具有审美价值和文化意义,为大家提供了认识北京的新维度。
向佳佳
“花卉”一词本原指生物领域中的草本植物,但作为一种文学意象出现于文学领域在中国古典诗词中已可见端倪。先秦时期《诗经》《楚辞》多以花寓意象征着文人的美好寄托;唐宋以来,花卉已成为诗词中具有美学色彩的象征客体;近代时期,在生态批判视域中,借助花卉,弥合工业化伤痕、寄寓对自然的返璞归真。花卉作为中国古典诗词与现代诗歌的意象,彰显着文学的深层意蕴,折射出独特的中式美学,黏合着可持续发展理念与生态批判的时代主流思想。中国诗词中的花卉意象通常代表着四种不同的文化象征,分别为情感象征、人格象征、理想象征、国家形象象征,对花卉意象的象征的举隅,为花卉在文学领域的文化价值多元性拓展提供了可能性。
蒋佳豪
北宋的晏几道与清初的纳兰性德宛如两位跨越时空的知己,无论是家庭出身还是词作都有一定的可比性。二人词中意象丰富非凡,其中“酒”意象在二人词中更是占据着较大的篇幅比。因此对二人带有“酒”意象的词从情感和内容方面入手作对比,能够更清楚地看到两位词人的完整形象,体会到两位词人更为真挚而又细腻的情感。
葛天逸
当于无名氏创作生涯的同阶段中生成的《一百万年以前》与《塔里的女人》,被并置于“书写创伤即治疗”式创作意涵下进行反向审视、研读时,此两部小说之于无名氏文学世界建构的别样意义才得以初步浮现。具体而言,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创作意涵确实存在于此两部作品中,其间被建构的时空也才确实能引发具有题材性意义以外的意义,一种能够激励抗战最艰难的阶段中,深受创伤感引发的幻灭感等影响下的中国人,继续支持救亡的“精神场域”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