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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SN 2096-8264CN 42-1911/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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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3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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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目录共 41 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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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诗词中“浮槎”意象的流变与衍展

魏莱

“浮槎”是一个微小且内涵丰富的意象,经过近两千年的发展,在本义上平添了很多新的意义,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独特的意象群,兼有神异、优美与厚重。从魏晋到唐宋,再到明清,它不断地在诗人的写作实践中更新,从一开始作为游仙、神异意象的简单使用,到写意抒情,关乎对于当下与前途命运的感慨,到最后多了应酬、祝贺等用法。研究这个意象可以作为一个很好的例子窥见古人如何把一个简单意象发展成多用途、表达复杂情感的综合型典故。

0页码32-34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5.39.010
“浮槎”用典意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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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和陆游夔州诗比较论析

于菲

唐宋时期,夔州作为文人流寓的重镇,成就了杜甫与陆游的创作高峰,学界以往研究多聚焦二人夔州诗歌的独立分析,缺乏系统性对比。本文以杜甫和陆游的夔州诗为研究对象,聚焦唐宋诗学演变与诗人个体精神的互动关系,从创作背景、诗歌形式、表现手法等维度展开对比分析,揭示不同历史语境、地域文化对诗歌创作的深层影响,并探讨其艺术形式与精神内核的承变逻辑。

0页码35-37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5.39.011
杜甫陆游夔州诗对比论析
13

义山诗的“旧典新用”——以《锦瑟》为例

陈璐瑶

李商隐在诗歌创作上取得的成就与善于用典的关系密不可分,用典使他的诗歌具有缠绵深幽、意蕴丰富的独特艺术魅力。他的用典技巧达到极高的水平,经常“旧典新用”:在原典基础上或加以内心感受,或是借用典故的名称和意境,甚至反用典故,使得部分诗歌的主题迷离难解,但并不枯燥晦涩,而是具有耐人寻味的朦胧美感,成为晚唐诗苑的重要部分。

0页码38-40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5.39.012
李商隐义山诗用典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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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虚构”历史写作的文体特征探析

牟瀚林

“非虚构”历史写作结合了文学性、对话性和人文性,它以重构个体生活细节和历史场景来挑战传统史学单一视角与客观性原则,这种写作关注史实真实性并吸纳文学叙事表现力,在真实与想象间谋求调和,既充实了历史叙述形式,又增进了历史与现实的联系。

0页码41-43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5.39.013
“非虚构”历史写作文学性对话性人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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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初刻拍案惊奇》中猿猴劫妇故事的新变及成因

王晨雨

《初刻拍案惊奇》中《盐官邑》一回是对中国传统题材白猿劫妇传说的继承,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发展和演变。与前代不同作品相比,《盐官邑》的故事情节更加丰富完整,也更加生动曲折,猿猴形象较前代发生了变化,故事结局也有所不同,小说也表现出世俗化、写实化的倾向。而产生这些变化的原因,是时代背景的浸染和作者个人思想的影响。

0页码44-48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5.39.014
猿猴劫妇猿猴形象继承与新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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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檗宗僧道本寂传渡日始末与诗歌创作

王玉璇

道本寂传是清初黄檗宗禅师灵源海脉弟子,隐元隆琦下第五代法嗣,56岁时应其师之召东渡日本长崎,住持日本黄檗宗三福寺之一的圣寿山崇福寺,为中日佛教的交流与传播做出了杰出贡献。作为福建福清人氏,寂传曾在福州台江地区久居,善诗文,与当地士大夫交好,撰有《萧鸣草》一卷,记录了其东渡日本的始末,是管窥清初福建地区士僧交往、中日文化交流的宝贵资料。

0页码49-51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5.39.015
道本寂传黄檗宗佛教文学渡日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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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儒家对武王伐纣合法性的建构——以孔子“尽美未尽善”论为中心

严菁华

武王伐纣是殷周之际天人关系、政治理念、社会制度发生变化的转折点,作为先秦历史上的大事,武王伐纣是先秦诸子讨论的一个焦点,他们通过表达对历史事件的看法,构建自己的学说主张和思想体系。作为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通过“尽美矣,未尽善也”的观点,隐晦表达了对武王伐纣的看法,体现了孔子对武王伐纣正义性的肯定以及武王伐纣方式的不满。孔子的评价既代表了武王伐纣书写开始由历史史实向群体判断的转向,又代表了早期儒家对武王伐纣政权合法性讨论的起点,其观点对孟子、荀子乃至后世儒家产生了重要影响。

0页码52-54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5.39.016
武王伐纣孔子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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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贝马斯对叶斯柏森语言哲学的扬弃

李爱华, 雷定京

哈贝马斯《交往与社会进化》对叶斯柏森语言哲学理论的批判与吸收主要表现在两点:一是对叶斯柏森思想理论存在的理论缺陷、思想谬误及视野限制作了辩证批判;二是对叶斯柏森思想理论蕴含的哲学内蕴、结构方法、发展眼光进行有机吸收。

0页码55-58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5.39.017
哈贝马斯《交往与社会进化》叶斯柏森语言哲学扬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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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四川土司讦奏案看明代上下级土司关系的复杂性

巫丽, 王刘芳

各级土司的关系看似是一个无须多言、十分明确的问题,或是上下级关系,或是平级关系,一目了然。然而,从历史的实际情况来看,土司之间的关系是十分错综复杂的。上下级关系或是平级关系仅是从中央王朝授予他们的官品、官阶的角度进行区分,但事实上,由于土司区的社会发展程度与中原地区并不相同,文化习俗差异甚大,历史传统迥然有别,故而,单从官品、官阶的角度理解他们的关系,难以澄清他们之间关系的实质。虽然现存资料中,有关的文献资料极为有限且分散,但明代正史、方志等文献中记载的诸多土司讦奏却能为该问题的解决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信息。故此,本文以明代四川地区上下级土司间的四个讦奏案例为研究对象,从中探究各级土司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以推动土司研究的深入。

0页码59-61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5.39.018
土司讦奏案上下级土司土司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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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商家训——明清徽州乡村社会治理的道德自觉

王垚, 史文婷

在明清时期的历史长河中,徽商作为商界劲旅声名远扬,其家族传承的家训更是独具特色。徽商家训以儒家伦理思想作为核心根基,巧妙地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宏大理念转化为具体而细微的日常生活规范与行为准则。这些家训并非刻板的教条,而是通过长辈言传身教、家族祭祀、私塾教育等多种方式,在徽商家族乃至整个徽州地区世代传承。经过漫长岁月的浸润与教化,徽商家训中的种种规条逐渐从外在的约束演变为徽州乡民内心深处的价值共识。这种价值共识进一步升华为引导徽州乡村社会治理的道德自觉,成为维系乡村社会秩序的重要精神纽带。在乡村治理实践中,这种道德自觉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为徽州乡村社会的长期稳定、经济繁荣以及文化发展提供了坚实而可靠的依据,使得徽州在明清时期成为社会治理与文化传承的典范之地。

0页码62-65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5.39.019
明清时期徽商家训宗族稳定乡村社会治理道德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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