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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古文创
李伊
生命意识强调主体对自我生命，乃至对其他生命进行主动自觉地生命关怀与反思，体现在文艺作品中则是对生死观和生命价值观的探寻，以及相应生命策略的选择。古典诗词大家叶嘉莹在经历人生四个阶段的磨砺之后，其生命意识由最初模糊不定、关注“小我”、寻求佛道超脱避世，逐渐转向清醒有为、关注“大我”、以儒家“入世”为主导的大生命观。《迦陵诗词稿》集中显示出她人格独有的“弱德之美”。古典诗词不仅是她遭遇苦难时通向心灵安宁的摆渡船，更是她灵魂的避难所。因此她“莲实有心应不死”，愿倾尽所有将世人接引到诗词的世界中来，使读者感受生命的力量，将中华古典诗词的美好代代传承。
王军
威尔斯短篇小说与众不同的主题、反常化修辞手法和嵌入式叙事结构表现了他对科技与人性，社会和个体的深刻思考，展现出卓越的文学创造性和思想性，突破了文学传统的束囿，形成了独特的文学风格。
曾琦
老舍是新中国首位被授予“人民艺术家”头衔的作家，他对女性的刻画，特别是对处于社会底层的妓女的刻画有着独到的见解。本文主要从妓女身上所体现的特点，拟对作品中的人物性格特点进行全面系统深层次地挖掘，分析其形象特点在社会因素、家庭因素、个人因素方面的成因，从而论证妓女形象塑造的现实意义。
姜文雪
乔纳森·弗兰岑在《自由》中书写了以女主人公帕蒂为代表的中产阶级美国人在当今充满竞争性的社会中所面临的情感纠葛和精神困境。作者通过对帕蒂童年生活及其对爱情追求的描绘，展现了心理失衡的人们该如何处理人际关系，以何种方式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新途径。透过卡伦·霍尼的神经症人格理论视角，不仅能探究造成帕蒂内心痛苦与挣扎的家庭原因和社会文化因素，也能明晰帕蒂从自我疏离到寻回真我的勇敢、执着的艰辛历程。
顾王洁
本文以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长篇小说《证言》为例，根据韦恩·布思、詹姆斯·费伦关于不可靠叙述的界定，从故事事实的内部矛盾、价值判断的主观倾向以及人物性格缺陷的外部因素这三个层面，深入剖析了丽迪亚嬷嬷叙述中的模糊性、错乱性和诿责性特征。小说中的回忆性叙事恰好与印象主义的表现手法相契合，进一步揭示了丽迪亚嬷嬷在维护既定权力秩序过程中的心理动态和故事真相，展现了其背后复杂而微妙的权力关系网络。这一分析不仅能够深化对丽迪亚嬷嬷叙述特性的理解，也有效地达到了对权力话语进行挑战与反思的目的。
刘怡婧
清代后期词学家丁绍仪深受乡邦文化、家族学养和亲身经历的影响，在战火与兵乱中逐步建立起“以词存史”的选录观念，这种观念直接体现在其词选《清词综补》的辑录过程，尤其是对女性词的辑录过程中，完成了对贞烈之女的倾斜和对日常生活的渗透，成为丁绍仪“以词存史”的“词史”观念的典型体现。
陈志成
在俄罗斯渔猎文学传统中，始终回荡着“猎枪”与“颂歌”的两重乐音。苏联作家阿斯塔菲耶夫的文学创作承继这一传统，在《鱼王》《熊血》《世界末日》等作品中描写人类的渔猎活动，表达对自然万物的热爱之情。在渔猎立场上，他要求猎人秉持对自然的敬畏之心，对动物生命抱有平等、尊重的态度；在狩猎伦理观念上，他以自然为中心，主张为了自身生存、认识自然而去狩猎，抵制业余狩猎和罔顾伦理观念的猎杀。阿斯塔菲耶夫在创作中展现进步、文明的狩猎观，并描绘了人与自然和谐共处、与动物其乐融融的理想渔猎图景，回应了渔猎文学狩猎活动与热爱自然并存的传统。
孙玉临
中国明代万历年间的妓女杜十娘和19世纪法国巴黎的妓女茶花女在人生经历上有着惊人的一致性，然而她们在人生自由度、人生追求、所选择的爱情对象、为爱而死的内涵方面却有着很大的差异性。与杜十娘相比，茶花女放纵欲望、追求爱情，人生的自由度更大；杜十娘只求以做妾的方式回归正统社会，茶花女则渴望建构完美的二人世界；杜十娘选择的李甲软弱无能，茶花女选择的阿尔芒则显得坚定有力；杜十娘死的绝望愤怒，茶花女死的自豪圣洁。但不能忽视的是，杜十娘和茶花女都是男权塑造的产物，打上了男权文化制度的深刻烙印。
杨丹
欧阳黔森是贵州文学自觉的传承者，他以独特的创作风格和艺术个性书写贵州故事。他从本土现实中发掘农村的真实，从地方文化中挖掘民族的历史，因此他的作品赢得了许多读者的喜爱，在当今文坛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他在文学创作中倾注了对贵州人民和生态的高度关注以及殷切关怀，因此他的小说中流露出的生态意识是不容忽视的。他的生态文学作品不仅描写了贵州的自然景观，展现出人与自然的冲突，还对冲突进行理性反思，传达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思想。
杨亚江
余光中是著名的“乡愁诗人”，他的乡愁情怀根植于黄河两岸，贯穿着五千年的华夏文明史。他的乡愁，不仅仅是地域空间上的思念，更是对中国历史和古典文化的依恋。他的诗歌中，中国古典象征与意象运用较为突出，黄河、长江、长城……都散发着中国千年古典韵味，更是对九州大地的无限热爱与眷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