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中的农祭诗与西周礼乐文化
鄢海峰
《诗经》中的多篇农事诗都有农业祭祀的书写,寻常的农事劳动与对宗庙社稷的宗教祭祀浑融和合,使周人的社会生活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在《诗经》的《小雅·大田》《周颂·丰年》《良耜》等诸篇农祭诗中,现实意义的农事生活歌咏与宗教意义的祖先神灵祭祀交织并行,形成有周一代礼乐文化的独特景观,寄托了周代先民对仓廪粮足、风调雨顺的美好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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鄢海峰
《诗经》中的多篇农事诗都有农业祭祀的书写,寻常的农事劳动与对宗庙社稷的宗教祭祀浑融和合,使周人的社会生活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在《诗经》的《小雅·大田》《周颂·丰年》《良耜》等诸篇农祭诗中,现实意义的农事生活歌咏与宗教意义的祖先神灵祭祀交织并行,形成有周一代礼乐文化的独特景观,寄托了周代先民对仓廪粮足、风调雨顺的美好愿望。
陈玉瑶
本文探讨了帕特里克·怀特的小说《人树》中人物所体验到的大自然的抚慰力量。《人树》是澳大利亚著名作家、诺贝尔奖获得者帕特里克·怀特出版的第四部小说。这部开创性的作品出版于1955年,其体现了怀特的叙事技巧以及他对澳大利亚崎岖地形中人类状况的深刻探索。这部小说讲述了20世纪初斯坦·帕克、他的妻子艾米和他们的后代在澳大利亚农村的故事。通过怀特的文字,错综复杂地编织了一幅现实而又诗意的丛林生活图景,捕捉了一个普通人一生中在该地区的变化。通过斯坦一家的史诗故事,怀特邀请读者进入一个充满情感、美丽和复杂性的世界,在澳大利亚文学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本文通过生态心理学的视角,探讨了自然环境如何成为人类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反映了环境中所有生物的相互联系。大自然是各行各业的避难所,提供超越社会界限的慰藉和安宁。生态心理学作为一项现代运动,力求协调人类与地球的关系,认识到生态相互作用对身体、精神、情感和心理健康的深远影响。通过用生态心理学框架研究文本,本文阐明了《人树》中描绘的和谐、平衡的生态与人类关系,揭示了大自然的抚慰力量和持久力量。
霍炫宇
《呼啸山庄》是艾米莉·勃朗特唯一一部小说,被认为是19世纪最具影响力的作品之一,主要描述了希斯克利夫和凯瑟琳·恩萧之间强烈的爱情以及由此展开的复仇争斗的故事。《呼啸山庄》自1847年出版以来,引起了学术界各方面的广泛研究,而多数学者对这本书中的女性主义研究尚有不足。随着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兴起,女性主义评论家开始更多关注女性在小说中的作用。艾米莉·勃朗特所表达的思想是父权制对女性的迫害。凯瑟琳竭尽全力挑战父权制度的统治最终实现自我,成了艾米莉·勃朗特对新女性形象的愿景。为了论证父权制在女主人公悲剧中的决定性作用,本文以女性主义视角对《呼啸山庄》中凯瑟琳的人物形象进行阐释。
李楠
周裕锴先生《宋代诗学通论》以独特而深邃的理论框架剖析了宋代诗学的内在逻辑与精髓,勾勒出了宋代诗学的独特风貌。本文试图从理论架构、唐宋诗之比较、重建中国文论话语三个方面对该书加以评述,以期对该书构建的理论体系有更深入的把握。
曹贤圣
陀思妥耶夫斯基生活在思想异常分裂的时代,传统的基督教思想和启蒙理性精神产生了巨大的分歧,所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长篇小说里充斥着这种现代性特征,这种特征在其作品《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在文学艺术方面,其小说具有明显的复调和去中心化的特征;在思想内容方面,作者将关注对象转移到人物的内在世界,深入思考了工具理性所带来的现代性问题。在众声喧哗之中,我们可以收获对现代化生活的反思与批判。
魏祎祺
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以其敏锐的感知力通过声音创作了《口技》这一极具文学价值的篇目。本文通过“以耳代目”“听声类形”“以虚代实”这三个层面深入探究听觉在《口技》中展现出的叙事功能。蒲松龄以声音演绎《口技》全篇,通过“以耳代目”的形式营造了杂糅多种感官结果的具有流动性的听觉空间,凭借“拟声”丰富音景,使听众“听声类形”在脑海中联结视觉画面,并采取以虚代实的叙事策略,设置悬念机制。
徐慧月
《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一向被认为是杜甫的绝笔之作。它不仅仅是一首诗,更是杜甫一生漂泊、坎坷命运的缩影,以及他深沉爱国情怀和卓越文学才华的集中体现。大历五年,杜甫为避臧玠乱,四处流离,“终日忍饥西复东”,是年冬天,因久在船上漂泊,杜甫的风疾恶化,只能伏倒在枕头上,写下这首诗。此诗虽然是杜甫病笃时所作,但其气势之壮阔、格律之严谨、对仗之公正,都展现出了他惊人的笔力和一丝不苟的创作精神。他用典繁富,韵律险仄,将内心的痛苦、对故土的眷恋、对亲友的思念以及对时局的忧虑都融入其中,使得这首诗既有深沉的情感,又有高度的艺术价值。这首诗发端四句的涵义,历来为学者们所争议,本文试图在总结前人观点的基础上,结合相关文献及诗歌内容,再次深入探究这四句诗所蕴含的深意。
白楚童
庄子“逍遥游”所呈现出的思想和旨趣,在后世士人心灵中产生的影响是深远而持久的。当阮籍因为理想信念的幻灭处于人生低谷时,以安顿自我心灵为主旨的“逍遥游”成了他寄托精神的理想之地。但由于他并没有真正实现远离政治生活,儒家式的信念不曾消泯,阮籍通过文字或实践表现出的“逍遥游”也就具有一些较为复杂的特点。庄子式的“逍遥游”在阮籍身上的体现,既有在思想上对于“大”的志向的追求,又有在现实生活中“避祸全身”的“小”的一面。
秦洁
目前学界对三国故事的研究多针对文本体裁的叙事艺术及重要人物形象的分析,极少涉及次要人物,而次要人物在推动情节发展与塑造主要人物形象中往往具有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从史书记载到正式成书,三国故事经历了漫长的演变过程,故事中的人物形象也极易发生叙事异化现象。由于立场的不同,三国故事中的人物可分为蜀汉、魏吴、中立三个阵营。而这三个阵营中次要人物的形象也随着文本体裁、作者态度等因素的变化而发生异化,使小说中最终呈现的人物形象与史书记载大相径庭。本文通过分析三个阵营中次要人物的叙事异化现象,以探讨三国故事中每个阵营的次要人物所特有的异化趋势。
陈晓艺
诗歌自注发展至宋代成了文人更加普遍而自觉的行为。与苏轼、陆游等诗人相似,杨万里也有意识地为自己的诗歌作品添加注解。他的自注数量较多,种类丰富,具有一定研究价值。这些自注发挥着语言阐释及情感表达等功能,对研究作品的创作动因、揭示诗人自我认知及诗学取向都有着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