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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古文创
王思悦
沈从文在《边城》中以湘西文明为主体，描绘了茶峒的美好人情，构建了将“美”与“爱”结合的理想世界与生命形态。但《边城》的悲剧性意蕴使作家本人更为深沉的情感内核得以尽现。《边城》在构建“美”的哲学理想的同时将其解构，贯穿其中的是作家对文明发展出路、民族生存状态的探寻与思考。由此可见，对《边城》中悲剧性叙事的特点与含义的深度挖掘，对于理解沈从文的创作立场和文本内涵具有重要意义。
梁艳赟
《宝水》是乔叶多年乡土题材小说创作中的成熟之作，具有独特的乡土叙事特色。具体表现在作者通过返乡叙事来讲述宝水村的故事，采用现实主义写作手法展现了乡土社会中普遍存在的旧俗，但是宝水村的这些旧俗正在被发现和改变，最后运用新乡土叙事叙述了宝水村外部建设与村民的思想建设。作者满怀对家乡的情感，见证了这里因发展乡村旅游业而呈现出的新面貌，通过对往昔福田庄的追忆与今日宝水村的对比，自己的内心也被慢慢治愈。
金伊琳, 魏泽宇
安徒生笔下的深海巫婆颠覆了欧洲传统童话中巫婆的刻板形象。本文以《海的女儿》中的巫婆为主要分析对象，简要对比该巫婆形象与以往欧洲童话故事中的巫婆形象之间的不同。基于普罗普故事形态学理论，分析巫婆在文本中的两次关键出场，探究其在故事中承担的“捐赠者”与“加害者”的双重角色，以及其背后蕴藏的独特叙事功能。并在此基础上从巫婆形象出发，深入分析《海的女儿》的深层主题表达。
邓小峰
《女勇士》自1976年出版以来，以独特的叙事风格和深刻的文化内涵，展现了华裔女性面对双重权力压迫的抗争历程。既有研究主要聚焦于相较“积极”的抗争，相对忽略了边缘女性的反抗意识和主观能动性，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她们作为主体的反抗潜能，导致对女性主体性的探讨不够深入。通过福柯的权力理论重新诠释“消极”行为——自杀和疯癫背后的反抗策略与主体建构，试图突破对女性被动性的刻板认知，揭示边缘女性如何借用权力反转，以死亡书写和疯癫呓语驱散权力的阴影，揭示跨文化语境下的反抗逻辑和对自由的追求。
陈卓
20世纪90年代初，市场经济浪潮深入中国各个领域，社会经历了一系列的观念转型，王朔作为京味文学的“第三代作家”在文学领域独领风骚，塑造了极具特色的“顽主”这类与众不同的“叛逆”形象。而《我是你爸爸》这部“不太像王朔”的作品却几乎没有引起争议，原因就在于小说透过马林生和马锐之间父子关系的描写表现了不同以往的价值意蕴。小说在特定社会文化语境下展现了王朔独特的写作风格，凸显了作家对社会与家庭以及人情味的深入思考。
王彦峰
南宋晚期词人吴文英的《浣溪沙》词共10首，系梦窗词中使用数量最多的小令词调。其创作表现出浓郁的时光意识，抒发了对时光流逝的感慨；同时，词作带有香艳秾丽的佳丽色彩，继承了花间传统，并有进一步的拓展；在词境营造上，其追求浑融一体、拆散不开的意境；此外，词作亦表现出蕴意涩昧、含蓄曲折的特点。
黄子轩
梦作为连接现实与超现实、内心与外界的独特桥梁，一直是诗人抒发情感、寄托理想的重要载体。李商隐的梦诗运用含蓄的隐喻手法与细腻的感官描摹，诗歌如雾中之花，朦胧中透射个体情愫的幽邃，呈现出幽微精丽的风格。而陆游的梦诗则以刚健的语言力度与宏大的时空架构为特征，笔墨似金石镌刻，激荡着士人的家国使命感，有豪宕沉郁之风。究其成因，李商隐的创作根植于晚唐政治倾轧与个人际遇的双重困局，其梦诗成为乱世中自我保全的精神容器，是晚唐困局下的精神内缩。陆游的书写则发轫于南宋山河破碎的时代创伤，梦诗成为延续抗金理想的文学战场，是南宋危局下的精神突围。
公怡菲
在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脉络中，陆星儿的小说创作具有独特的地位。她擅长以细腻入微的女性视角，敏锐捕捉社会现实的种种变化，字里行间充满着对个体命运的关切与温情。陆星儿的小说创作聚焦改革开放后的社会转型阶段，笔下故事多围绕着普通人的生存困境、家庭关系纠葛，还有城乡之间的矛盾冲突展开。本文试图从存在主义哲学角度解读陆星儿的小说，从解构世界的荒诞性、剖析人际异化现象及自我价值追寻三个维度揭示陆星儿小说创作的精神内核，展现时代浪潮下个体的精神危机与突围。
张雨
“风景”作为一种视觉性呈现的对象，在西方理论界中经历了由“背景”到“话语”的概念嬗变。风景逐渐被符号化与话语化，这一变化也是风景书写者主体化的过程。在中国近现代文学中，风景也开始有意识的被发现与书写。其中，沈从文和郁达夫在风景书写方面有着异同。在美学上，二者皆能借助视觉经验对风景产生如画结构式认识。在风景话语上，沈从文是“向内转”，在现代性影响下的外部空间与湘西内部的对比观照；郁达夫则是“向外转”，通过在日期间的国家与民族差异，对风景的书写多了份家国想象与自我身份认同。
陈丹
“知人论世”是由孟子提出的关于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主要方法，具有广泛的现实意义和应用价值。白居易作为中唐时期一位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他的“中隐”思想的形成与当时的社会风貌、政治环境以及个人的仕宦经历等密切联系。本文将以“知人论世”的方法来分析其“中隐”思想，探究诗人对于仕途心态的变化，揭示士大夫群体在专制制度深化期的创造性调适方案，为理解唐宋转型期士人文化提供新的阐释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