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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古文创
陈琼
《阿Q正传》具有明显的“空间性质”。阿Q从未庄出发，在城里走向死亡，形成了一个无出路的循环，内蕴着阿Q命运的跌宕。未庄等空间又是人物、线索的汇聚地，未庄的诸多人物构成了一幅病态社会的“众生相”，革命空间重新组合了不同的势力，阿Q的心理空间则呈现出现实与梦境的荒诞叠加。文本中城与乡、赵府钱府与土谷祠之类的空间对立碰撞，形成了极具张力的象征结构和隐喻意义。
陈越
屈原视节义重于生命，《楚辞》使用多种笔法描绘死亡景象，深刻表达了屈原对生命与死亡的哲理思考。细察《楚辞》文本，可将屈原生死观之核心特征归纳为三个方面：追求生命尊严、愿以死明志、认同灵魂存在。将屈原生死观与战国时期社会生死观对比，探寻屈原独特生死观的形成原因：一是儒、道、墨思想的影响；二是受楚地价值观熏陶；三是屈原个人的精神追求。了解屈原独特的生死观，更有利于后世对屈原作品的理解。
赵雪琪
J.M.库切的长篇小说《等待野蛮人》中蕴含着深刻的种族主义批判和生命共同体意识。本文以作品中描写的物种歧视现象为切入点，分析库切对物种歧视及以此为思想根基的种族和性别歧视的拷问。库切在批判物种歧视的非正义性的同时，也从人与动物共存颠覆人类中心主义、人类之间共生打破白人中心及父权中心主义以及人与自然和谐共建三个方面呼唤并倡导生命共同体。
邢乐轩
本文以米·阿·布尔加科夫的小说《白卫军》及其戏剧改编剧本《土尔宾一家的日子》与1976年影视改编版本为研究对象，对比分析三者在叙事结构、角色塑造、象征系统等方面的差异，探讨不同艺术形式对历史悲剧与知识分子命运的不同呈现。小说的多线叙事与象征隐喻深化了历史感与心理深度；戏剧通过舞台冲突、对话与高度凝练的象征强化了讽刺与荒诞性；影视则借助视听语言扩展了情感表现与历史氛围的沉浸感。三者虽媒介各异，但共同延续并丰富了俄罗斯文学的人道主义传统与历史反思精神，构成了一个多层次、跨媒介的叙事整体。
吴玉琪
程玮儿童文学作品《少女的红发卡》中，三名少女叶叶、刘莎、濛分别面临父亲身体缺席、身心双重缺席与精神缺席的困境，同时也因父亲的缺席而产生了三类代偿形象：以叶叶和刘莎母亲为代表的亲属代偿型，弥补情感上的缺失；以李佳同、麦克尔为代表的社会构建型，承担引导责任；以红发卡和信件为代表的象征型，弥补心灵的空白。本文结合相关理论，分析这三类代偿形象在父亲缺席时的作用和影响，反思父亲角色在儿童成长和人生中的意义。
路一曼
威廉·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以20世纪初美国南方为背景，折射了美国南方的历史和现实，同时以意识流叙事手法和失落的天真主题吸引了无数读者和批评家的关注。本文旨在探讨《喧哗与骚动》中的感官叙事，分析福克纳如何通过视觉、听觉、嗅觉等感官描写，构建出一个充满情感色彩和象征意义的文学世界。通过对书中角色的感官分析，不仅展示了人性的多面性，也表达了时代背景下康普生家族没落的必然性，以及旧制度、旧秩序下南方颓败的历史命运。
廖慧英
本文以金·斯坦利·罗宾逊的气候小说《纽约2140》为研究对象，运用热奈特叙事聚焦理论，分析小说如何通过“变换多焦”的叙事策略呈现气候变化引发的多重生存危机。研究发现，“零聚焦”叙事（如“市民”视角）全景式勾勒出海平面上升后的纽约生态全貌，揭示环境危机的历史根源与地理变迁；“内聚焦”叙事（如主持人艾美利亚、议员夏洛特等角色视角）深入到个体心理层面，展现出气候灾难带来的精神问题；“外聚焦”叙事（客观记录黑客、水耗子等群体言行）呈现社会的分化和伦理危机，揭示出富人占据高地、穷人困在“潮间带”以及资本剥削的残酷现实。这三种视角的切换，构建出一个立体的叙事网络，层层递进地揭示出环境危机、精神危机和社会伦理危机之间的关系和深化逻辑，突出气候灾难下人类生存的系统性脆弱。
王春蓓
“打秋风”是指借某种名义向他人索取钱财的行为。《儒林外史》中，“秋风客”对这一行为的态度是理所应当，而被打秋风者即便心有不愿却也鲜少拒绝为其提供帮助。从家族制度的层面来看，“同居共财”和家族血缘观念，使得“同族成员间应当互相救济帮扶”成了一条具有无形规训力的公理，既规训着发达的族人，又为贫弱的族人“打秋风”的行为提供正当性支持。从情面文化的角度看，“面子”与“人情”的相互作用构建出了一个“互惠系统”。秋风客通过对被打秋风者“功成名就”的吹捧肯定，即对其“有面子”的这一事实进行“捧场”，来完成利益索取；而被打秋风者更是为了主动彰显或维系自己“有面子”的社会面具，而主动布施“成功结果”或对索取行为被动妥协。
杨佳旭
范仲淹与柳永作为北宋初期词坛上两颗璀璨夺目的巨星，二人的艺术风格总体上虽有不同，但在某些方面又具有相同的特点，比如二人所填词中都大多含有“眼泪”意象，而眼泪意象又各有特点。范仲淹通过“将军白发征夫泪”等意象，将个人悲情升华为家国忧思，延续“诗言志”传统，形成雄浑悲壮的史诗风格；柳永则以“执手相看泪眼”构建市井情感范式，突破艳情传统，呈现纤柔婉转的戏剧美学。这种分野源于士大夫与市井文人的身份差异：范仲淹以“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士大夫自期，其眼泪承载儒家济世情怀；柳永则以“奉旨填词”的浪子身份解构士大夫价值体系，将眼泪书写从书房移至市井。二者共同构建了宋词“言志”与“言情”的双重传统，折射出北宋雅俗文化的碰撞交融。
田宛鑫
白居易的诗词创作中存在着大量与女性相关的题材，其笔下女性蕴含着强烈的生命意识，既有身处逆境仍能直面苦难的生命韧性、怀抱真心追求爱情幸福的赤诚勇敢，还有面对屈辱绝不逆来顺受的反抗。通过白居易的诗作，分析白居易笔下女性人物的生命意识，是对女性生存和命运的关注，也是对女性价值的认可与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