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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古文创
潘宇玲
《诗经·周南·桃夭》中“桃”意象的象征含义经历从重“时”到重“色”的转变。通过对“桃”意象的原始意义进行解读，其作为婚姻适时之象征是最初的运用。随着时代的发展，历经魏晋南北朝至唐宋元明清，“桃”意象逐渐超越了原始意义，拓展出春天、少女、爱情乃至青楼女子等多重象征。该转变对后世文学及经学家理解《诗经·周南·桃夭》的主题产生影响，也揭示了“桃”意象在中国古典文学中的丰富内涵和独特价值。
朱彦祯
D.H.劳伦斯（D.H.Lawrence）在评论性文章《惠特曼》中批评惠特曼诗学中的“同情”是“抽象的同情”，结合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关于民主与同情的论述，惠特曼诗学或得到了一种有效的辩护：民主诗学与抽象同情有内生关系。共感同情（作为抽象同情的对立面）要求一定边界与纽带，而此正是惠特曼所追求的“诗意地重建美国”的民族诗学。民主性与民族性一起构成了惠特曼诗学中的同情悖论。
董欣雨
方东树在《昭昧詹言》中于师法对象、师法内容以及诗人总体发展三个层面为后进提出了一套切实可行的师法途径。这套师法途径遵循“登高自卑”的逻辑，有着易教、易学、易出成果的教学优势，体现出以教学为导向的师法特色。《昭昧詹言》中的师法论，既是对桐城派教育传统的继承，也是方东树传承诗之正统自觉意识的体现，对桐城派的传衍意义匪浅。
韩春亚
福克纳的第七部长篇小说《八月之光》以杰弗生镇的种族紧张关系为背景，探究了乔·克里斯玛斯这一黑白混血儿的身份焦虑与悲剧成因。杰弗生镇作为一个黑白人种划界居住的特殊场域，两大种族隔离明显，却又在克里斯玛斯身上交汇，使他找不到身份归属，成为一个飘零在场域之外的“边缘人”。克里斯玛斯的身份困境不仅来自他的混血标签与罪恶行径，更是现代主义语境下的种族主义歧视、奴隶制文化建构与殖民地清教传统强加于他自身的结果。藉由克里斯玛斯这一场域边缘人的行动，福克纳深刻揭露了南方前殖民地的习性遗毒。
王文荣
《情侣》由缅甸作家詹姆斯·拉觉所著，于1904年出版，是缅甸现代小说的先驱，也被称为“缅甸第一部现代小说”，在缅甸文学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本文从成长小说的角度出发，对文中主人公貌迎貌的成长历程进行分析，其大致经历了天真、迷惘、顿悟三个阶段，最终成长为一个坚强、成熟的男人。通过对貌迎貌成长历程的解读和分析，使读者看到主人公在成长中所经历的重重困难，感受到貌迎貌内心的痛苦挣扎，而又重新振作，找回本心的心路历程。
勾松焓
周密《齐东野语》最先关注到咏史诗和史论文之间的关联，提出“诗用史论”的现象。《齐东野语》举出的六个例证，虽其中存在用法不明与考据有误的现象，但所用诗文范围之广、考证之详，足以证明周密对此问题关注研究的深入程度。宋代论史之盛与史论在政治上泛用、诗词议论性凸显、沿袭祖述之风盛行有着密切关系。而其表征着诗词表达路径的拓展与史学观念在诗文中的多样表达，具有重要的文学意义与史学观念。
张灿
蔡崇达新作《草民》以闽南东石镇为背景，刻画了一群如野草般坚韧的乡民形象，展现他们面对苦难与失意的挣扎与互助。书中通过老中青三代人的感人故事，传达了生生不息的韧性精神和对乡土文化的认同。作者以“返乡”为主题，探讨现代人的身份认同与精神追求，强调故乡作为归属感来源的重要性。同时深入描绘了闽南的地域特色与民俗文化。《草民》不仅是一部乡土小说，更是对人性、乡土情怀与文化传承的深刻反思。
叶纪元
袁枚在《随园诗话》中提出“赤子之心”的诗学主张已经超越了诗学范畴，成为他理想的人生状态与审美意趣。袁枚的“赤子之心”美学理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概括为针对诗人创作状态与情感提出的“痴心”，重个人生动之真“情”，雅好诗“趣”与食“趣”的结合以及崇尚生命状态之“随”。对袁枚“赤子之心”的美学理想内涵特征的整体把握，有助于考察清代特殊时期袁枚偏离主流审美的复杂的心灵状态和审美倾向。
邓波粼
陆游一生创作成果丰厚，被誉为作诗最多的诗人，而其词作相较来说颇为稀少，仅144首。陆游早年“以余事作词”的态度使得人们普遍忽视了其词的艺术价值，本文旨在以陆游入蜀为官期间所创作的45首词作，从地域文学角度探究放翁词羁蜀时期的情感抒发机制和所体现出的文学价值。
刘慧芩
赵树理大众化、通俗化的文学创作继承并创新了民间文艺和古代文学，为解放区和革命文学提供了大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本文通过结合赵树理小说创作中的传统模式、叙事艺术和语言特色三方面，来阐述古代文学对其小说创作的影响。通过对延安时期赵树理小说中古典元素的探究，可知其欲实现古代文学和现当代文学的互通，使延安时期文学与中国古代文学联系贯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