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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古文创
孙嘉延, 苏欣怡, 李乐晴
本文从叙事结构、叙事视角和叙事语言三个方面分析《金莲记》的叙事艺术。叙事结构上，从时间和空间两个方面构造宏大叙事结构：时间上，剧作具有前世今生的设计，丰富了叙事层次；空间上，多个场景穿插变化，故事采用双线并行，增加了戏剧叙事时间的层次性。叙事视角上，以有限视角为主，且运用了全知叙事与限知叙事的转换。叙事语言上，具有雅俗交织和个性化的双重特点。研究《金莲记》的叙事艺术，对研究历史上的苏轼形象有重要意义。首先，《金莲记》的叙事方式体现了明人对苏轼的关注点和情感倾向，有利于了解苏轼形象在明代的变化。其次，《金莲记》叙事中融入了丰富的典雅词句，有助于深入挖掘苏轼所代表的文化内涵。
姜懿匀
《幽明录》是南朝刘义庆及其门客编撰而成的志怪小说集，书中记载的神异故事涵盖多个方面。其中，预言与预兆故事尤其突出，这些故事通过梦、鬼神、卜筮、异象等手段预示主人公的命运，既反映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民众对未知命运的忧虑与探索，又展现了当时鬼神崇拜、天人感应思想的流行。这类故事虽充满玄幻色彩，但背后折射出的魏晋南北朝社会文化心理却是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熊睿
在后人类主义的浪潮中，人类既有的中心主义论调被颠覆，探讨机器与人之间和谐共生的关系，成了众多作家小说讨论的主要话题。特德·姜的小说集《呼吸》便在此背景下，展现了将技术作为独立于人类之外的三类“他者”形象，本文结合后人类主义语境对三种“他者”形象建构特点进行分析。小说中“外在他者”在技术暴力机制下伦理权被层层剥夺，“内在他者”在记忆技术与镜像空间的双重规训下逐步陷入存在悖论，“超越的他者”则通过解构“外在他者”的威胁叙事，重构“内在他者”的自我指涉性，实现了在人机共生的时代背景下对“他者”的形象的重塑。
李昕阳
根据元杂剧中出现的信函书写内容可将其划分为简帖、文书和家书三类。从文学研究视角审视，信函的艺术特色包括信函的语言具有千人千面的特征，信函的布局又详略得当。信函的作用主要是通过书写的具体内容达到塑造和丰富人物形象，推动故事情节发展。
朱姝颖
阿尔及利亚作家雅斯米纳·卡黛哈擅长以战争下普罗民众的生存困境、道德冲突回应伦理问题。《喀布尔之燕》以阿富汗两个家庭的男性和女性的不同命运交织，见证了阿富汗女性在家庭、父权和自由矛盾中的生存囹圄,男性在极端宗教驱使下的人性扭曲。本文将聚焦作品中战争的伦理书写方式、后现代语境下战争伦理书写的意义以及卡黛哈向西方展现真实的阿富汗所做出的努力尝试。
李萍
在哈代的作品中，自然主义是一个显著的特征，他常常通过自然景观和象征来反映人物的内心世界和社会环境。在《德伯家的苔丝》中，道路意象可谓贯穿全文，它展示了苔丝在社会和个人层面上的旅程，包括她的困境、挑战以及她与周围世界的互动；同时，从小说结构布局来说，道路意象在推动故事情节方面起着重要作用，是情节发生转折的关键一环。最后，作为哈代在小说《德伯家的苔丝》中所运用的一个具有鲜明艺术特色的重要意象，道路意象在小说中具有丰富的艺术审美意义。
粟梦婷
韩愈与李贺、贾岛以及孟郊等人被划分到了韩孟诗派之中，韩孟诗派能“言人之所未言，辟人所未境”，而韩愈诗歌的艺术创作也大可总结为“破”“开”“奇”三个字，可见韩愈被划分进去是有迹可循的。
王雨容
“软烟罗”作为《红楼梦》中独特的丝织品意象，承载着丰富的隐喻内涵。贾母对“软烟罗”细腻入微的叙述，不仅将其塑造为承载家族记忆的珍贵媒介，更深刻地揭示了它作为人物命运象征的复杂意蕴。贾母对“软烟罗”的深情追忆，宛如一幅缓缓展开的画卷，既隐晦地勾勒出贾府昔日繁华的辉煌景象，又微妙地透露出对家族日渐衰颓的深深无奈与哀愁。而“软烟罗”这一意象，独独出现在黛玉的闺房之中，仿佛是对她寄人篱下困境的微妙隐喻——表面看似备受宠爱，实则却如同深陷于礼教束缚与权谋斗争交织而成的无形“罗网”，难以自拔。这一意象的运用，深刻映射出黛玉“质本洁来还洁去”的悲剧宿命，以及贾府烈火烹油表象下的末世危机。
曾庆莹
本文以《安娜·卡列尼娜》与《红楼梦》中的女性角色为研究对象，借助西蒙娜·德·波伏瓦《第二性》中的“他者”理论，对安娜与林黛玉看待爱情的态度，作为“他者”所遭遇到的困境，以及这两部作品在悲剧呈现方式上的异同进行分析。经研究发现，处于父权社会的女性“他者”受到社会结构及思想文化的压迫，被男性中心主义所归化，女性主体性消逝，加之性格束缚，难以逃离“他者”的身份桎梏，无法摆脱悲惨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