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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剧之家
陈秋芃
话剧《雷雨》以回溯的手法展现两个家庭、八个人物之间前后三十年的错综复杂的纠葛，深刻批判了浓厚的封建色彩笼罩下的资产阶级家庭的腐朽与罪恶。以往学者认为，蘩漪是《雷雨》八个角色中最具雷雨特质的人物，对全剧的节奏推进具有主导作用，蘩漪作为理想主义的悲剧艺术形象化身，时至今日仍吸引着学者们进行深入解析。因此，笔者通过文本分析，对蘩漪一角的动机、行为、性格进行进一步研究，根据蘩漪的“雷雨精神”的缘起、塑造、深化过程研究蘩漪的性格特质与雷雨精神具有的同一性特征。
黄嘉琪, 黄丽舒
王光祈作为我国著名的音乐学家及社会活动家，在其短暂的生命历程中留下了宝贵的思想遗产。四川音乐学院原创的歌剧《王光祈》，全剧共四幕，分别以影响王光祈先生一生的重大事件为叙述节点，从不同阶段时期的思想活动去解读王光祈的思想演变历程。本文以王光祈的音乐思想为主，结合笔者观剧的思考，总结本部歌剧的创作视角是用“音乐救国”的生命意识与当代、未来对话；创作走向是以歌塑人、以情动人、以演促教；最后，笔者反思这部歌剧首演的不足之处并提出展望；找寻在全球化背景下发扬王学、传承中华传统音乐文化的有效途径。
周诗然
“形体行动方法”是我国演员创造角色的重要方法和话剧理论基础。然而“形体行动方法”并非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本人亲自命名，其完整内涵也未得到斯氏归纳阐述，这使现当代对“方法”的译名和内涵的研究产生诸多不一观点。“形体行动方法”及“形体动作方法”之间一词之差其内涵却影响到对“方法”核心原则和侧重的不同理解。“行动分析方法”和“小品方法”均为对“方法”的深入解读，二者的核心原则“即兴性”要求演员在大致了解剧本内容后就从简单的形体动作开始“行动”。“行动”之于“动作”更具目的性与小品性，作为演员找寻舞台自我感觉的途径，“形体行动方法”的译法更为接近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理论原貌。
房开颜
关于中国小剧场戏剧的概念界定和特点总结，长期以来存在着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起源于小剧场戏剧在引进中国时存在的概念争论。小剧场戏剧经过“移植”后，其不确定性在中国的表现更为突出，主要表现在观念变革、戏剧实验以及剧场条件的变化等方面。通过研究发现，小剧场戏剧的特点在不断更新与变化，更有向大剧场转移的趋势。
周柳伊
戏曲是中国传统艺术的瑰宝，近年来，随着新媒体的创新发展和演化，短视频平台强势崛起，戏曲文化与短视频传播形态相融合，满足了新时期戏曲艺术拓展传播途径的需要，也满足了短视频平台提升文化内涵的需要，二者碰撞出了新的火花。基于此，探讨戏曲短视频的传播形态，分析戏曲与短视频融合发展的价值，有助于戏曲短视频在新时代的创新发展和价值提升。
陆冠鸣
我国的戏曲数字化早已启动，最初主要是针对戏曲剧目文本资料的数字化，并取得了多项成果。近些年来，戏曲数字化开始转向音频和视频领域。本文将从戏曲数字化的价值和意义入手，探讨数字化传播视域下戏曲录音技术的实际应用策略。
张海伦, 潘健华
现当代京昆传统戏演出继承了昇平署时期形成的面部化妆范式、戏衣分类原则。且“上五色”“下五色”之形成也与昇平署蟒衣之色彩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但当今的扮相也并非对昇平署“穿戴”范式的全盘照搬，京昆表演者也对旦角的贴片样式及戏衣上过于繁杂的花纹进行了改良。
杨郡郡, 谢紫柔
粤剧粤曲是广东的重要文化标志和文化品牌，不仅在广东省具有较好的群众基础，而且在全国、全世界华人地区都有广泛影响[1]。粤剧源于佛山，被誉为“南国红豆”。为弘扬民族文化、建设文化大省，许多粤剧演员从舞台走上讲台，为粤剧的传承加入年轻人的力量，使传统艺术焕发新的生机。佛山浓厚的粤剧粤曲文化氛围得益于十数年的沉淀与推广。早在2007年，佛山小学就携手顺德曲艺家协会进行校园粤剧文化的传承，这不仅有利于粤剧粤曲的发展、改革、创新，而且将素质教育落实于学校课堂，突出了“五育并举”的教学理念。本文选取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华东小学粤剧研究基地为研究对象，探讨广东地区粤剧粤曲进校园的开展情况。
杨平
在秦腔当中，旦角是相当重要的组成部分，秦腔是一门以唱为核心的戏曲艺术，所以唱腔与舞台表演艺术的合理运用不仅能够对戏曲艺术的表现力产生非常大的影响，同时对于秦腔的发展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本文将探析秦腔旦角的唱腔和舞台表演艺术，以期能够为这一方面的工作提供更多的帮助。
狄松菊
桂林渔鼓是在桂林各地都获得广泛传播的叙说性曲种，它不但受到桂林当地民众的喜爱，在整个广西也流传甚广，而且还传至湘、黔等地。2010年，桂林渔鼓被列入广西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4年，桂林渔鼓经国务院批准被列入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桂林渔鼓历史悠久、传承有序、内涵丰富，具备极高的文化价值，因而探究其发展、创新与传承也是非常有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