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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古文创
陈婕畅, 雷霖
湖南籍作家马笑泉的成长小说聚焦“被动式成长”主题，呈现了20世纪80年代县城少年的成长环境和生存状态，小说中问题少年因家庭和社会的影响被动承受变故，从而获得成长。马笑泉既书写了问题少年的优秀品质，表达了对此类少年的同情和肯定，同时也批判了彼时家庭和社会对少年成长的教育缺失，引发读者对少年成长问题的关注。
廖萍
本文通过对《聊斋志异》与《吉野葛》中“狐子”形象的对比研究，分析“狐子”形象的象征意义，探寻其背后的历史文化根源与伦理意蕴。中日文学作品中的“狐子”形象都表现了狐狸对母亲的思念之情，在谷崎润一郎的作品中“狐子”形象也象征着作者本人的感情。受中日两国不同历史文化的影响，中日文学作品中的“狐子”既有共性，也表现出不同的特征。
牛丽娜
《一千零一夜》又称《天方夜谭》，是东方古典文学的瑰宝，深入分析其文本，归纳出作品叙事风格。叙事结构多层次、多维度叙述方式不仅丰富故事层次感，还赋予读者无限想象空间；叙事语言，巧用修辞手法，增强故事情感色彩与艺术效果，使《一千零一夜》老少咸宜，传诵至今。文学创作中，许多作家在叙事结构上借鉴《一千零一夜》框架式结构与嵌套式叙事模式，语言修辞也受其启发，形成各具特色的叙事风格，这种叙事风格赋予影视作品新生命，丰富的故事情节、独特的叙事技巧及深刻文化内涵，在影视作品中得到再现与创新。
杜景春
马克思“现实的个人”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在批判继承黑格尔、费尔巴哈和施蒂纳等人思想的基础上，结合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状况而形成的。马克思扬弃了过去“抽象的人”的观念，提出了“现实的个人”思想，这一思想强调“现实的个人”与自然相互依存，能够通过物质生产实践满足自身需求并改造世界，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历史的产物。在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人类逐渐丧失了其现实性，只有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前提下，消灭私有制，“现实的个人”才能实现最终的解放。
朱梦瑶
风闻监察是北朝时期一项重要的监察制度，与歌谣谚语等民间文化关系密切，也与北朝的遣使巡行制度紧密相关。歌谣谚语与风闻监察的渊源颇深，从先秦采诗之官到汉代举谣言，直到两晋举谣言演变为风闻奏事，一套比较完整的风闻监察制度开始正式确立起来。北朝时期，统治者时常遣使巡行地方，其中负责采集歌谣的风俗使者与风闻监察制度的关系较为密切。歌谣谚语作为一种民间文化表达形式，在风闻监察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为风闻监察提供了丰富的线索和依据。
胡宇杰
显庆五年（660年）并州巡幸，是唐高宗以皇权重构为核心的复合型实践，兼具政治与家庭维度的双重考量。政治维度上，高宗通过祭祀、讲武等手段重申太原故事，承袭李唐天命传统，实现军事震慑。家庭维度上，并州巡幸既有高宗游乐祈福的个人需要，亦有抬高武氏地位，弥补武后合法性的现实需求。然而，武后地位的提高，也为其参政摄政埋下伏笔。
曹子璇
本文运用晚清晋中地区的契约文书,结合史志资料等分析晋中地区的土地买卖。晚清晋中地区土地交易契约格式固定，契约类型多为红契与买卖契，其背后所反映的土地交易在国家、宗族与习惯的共同影响中进行，交易的土地类型多为白地，交易的原因受个人、国家与自然三方面影响，其土地价格呈下降趋势。
余群
唐宋时期众多仕人因各种原因流迁广西。他们恪尽职守，积极开展地方治理，发展生产、革除陋俗、兴办学校、传播中原文化等。研究认为，唐宋仕人在流迁广西后，克服地域与文化差异，积极践行儒家治理理念，不仅直接促进了广西经济社会发展与文化进步、各民族间的文化交融，也加速了广西各民族融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历史进程。
李阳阳
青岛自清代以来保留了不少较为重要的祠祀场所，是清代地方治理中不可或缺的一环。清代青岛的城隍庙、关帝庙以及名宦乡贤祠等祠庙在教化民众、维持地方区域治理、监督官吏为政清廉以及推动民众参与地方治理方面起着重要作用。
王景彬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的纲领性文献，以实践概念为枢纽实现了哲学范式的根本变革。本文通过原著文本解读与理论重构，系统阐释了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构建的实践概念如何突破旧哲学的理论桎梏，完成从“解释世界”到“改变世界”的哲学革命。研究表明，实践概念的革命性体现在认识论上确立实践作为真理检验标准、本体论上建构实践作为社会存在基础、方法论上实现批判性与革命性的统一，从而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德国古典哲学的彻底决裂，并为理解人类实践的本质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