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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古文创
曹木
希腊神话中的手足叙事深刻揭示了古希腊社会的权力争夺、命运枷锁与人性矛盾。手足关系属于家庭，手足之间的冲突是家庭的悲剧，古希腊人通过神话将其上升至社会层面，宿命论意图通过现实中可见的冲突案例来阐释古希腊社会的矛盾。手足间的性格对立则是古希腊人面对社会困境所做出的思考，从氏族血缘伦理到城邦公民伦理，社会动荡与价值的撕裂使得古希腊人追忆曾经的“黄金时代”。本文深入探讨神话文本中的手足叙事，分析其中隐喻，揭示叙事背后折射出的社会因素。
范玉乔
文学空间研究将空间确立为重要的文学批评维度，以文学为本位，以空间理论关注经由语言符号建构而成的空间意象，揭示文学作品中空间的隐喻价值和象征意蕴，对文学研究进行了一定意义上的理论更新。本文基于福柯“异托邦”空间理论框架，聚焦史铁生作品中的空间叙事，以“异托邦”的他者性、异质性与建构性为分析路径，呈现地坛的异质空间性及经由书写实践生成的文学性内涵。
谈轶琦
赵树理小说以“拟书场格局”的评书叙事文体著称，带有浓厚的农民文化气息。相较于丁玲、马烽等作家的小说，在赵树理小说中稳定出现的村庄、庙和戏三个乡村社会符号，使得其评书体叙事超越了具体时代语境，更具审美创造性。同时，这也是其评书体小说得以产生，并在农民中被广泛接受和传播的重要原因。本文利用符号学等理论，探索村庄、庙、戏在赵树理小说中的符号功能及其对评书体叙事的影响，并揭示其如何建构农民文化空间、承载秩序变革信息、满足农民审美趣味，最终形成独树一帜的乡土叙事风格。
刘雪北
高句丽开国神话塑造历经了从碑文到史文的发展阶段，在不同历史背景下，高句丽开国神话塑造能反映其特定意图所在。《好太王碑》与《冉牟墓志》碑文体现出高句丽初期为巩固统治地位的意图，而以《魏书·高句丽传》为代表的官方史文则体现出高句丽为融入王朝政治伦理的意图。高句丽开国神话与夫余开国神话具有相似的始祖文化内涵，这深刻反映出高句丽国民的“夫余记忆”。
罗晓珊
康熙朝请旨会推是会推制度与“开列”和“论俸推升”两种制度结合形成的特别的铨选制度。康熙十年以前请旨会推主要是针对满、汉大学士及满员尚书、左都御史等高级京官的会推方式，康熙十年以后请旨会推的形式则常被用到巡抚、两司，都统、副都统等地方官员的铨选上。请旨会推的过程中会推是对开列和论俸推升的一种补充和辅助，其目的是利用会推和其他两种制度各自的优点来选出满意的官员，这既反映了康熙皇帝用人的谨慎，也反映了清前期官员任用程序与方法的探索和完善过程。
曹雨禧
马克思正义思想是一个历史性的生成过程，其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过曲折的发展。早期马克思正义思想的嬗变经历了理性主义时期、人本主义时期和历史唯物主义时期三个阶段，展示了马克思正义思想的深刻发展与理论创新。本文将详细探讨马克思在不同阶段的正义思想，分析其嬗变过程及理论意义，全面理解马克思正义思想的演变逻辑及其对当代社会的现实价值。
杨微
1871年的海防塞防之争中晚清重臣刘坤一参与了海防筹议，其海防思想开始萌芽。刘坤一的海防思想聚焦于练兵、培养人才、造船、制器及筹饷等方面。由于自身及环境的影响，刘坤一的海防思想与其他人相比务实中又略显保守。由于众多局限，刘坤一的海防设想也未能完善，但在中国的海防近代化过程中依旧占有一席之地。
梁怡
《吕氏春秋》汇集各家先进学说，较大程度地淡化了鬼神与迷信色彩，蕴含民本思想，明确提出万物客观存在且按照一定的规律运行，而万物由“太一”形成，“太一”由精气组成。面对客观世界，书中主张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通过接受良好的德育与智育，了解、掌握并利用规律，顺势而为。此外，书中也能运用精气与阴阳之说解释人类社会中的现象，例如将人类的疾病归咎于精气的郁结、将朝代的灭亡认为是阳气已尽等。虽然书中承认有鬼神的存在，认为巫蛊之术仍有一定效用，但其重点已经转移到强调人阴阳之气的协调。由此可知，先秦时期民本思想就得以产生与发展。
付严
祼礼是商周时期比较重要的祖先祭祀礼仪。关于祼礼以往依靠文献，将“祼”与“瓒”关联，将“瓒”与“勺”关联，进而将“祼”字与“勺”相关联的观点，并不正确。关于“祼”字字形分析方面，应注意字形上部的■与■是独立的构件，上下并非一体之物。从甲骨文、金文的“祼”字来看，祼礼的形式是丰富的，且并非一成不变，不同时期、不同种类的祼礼各有所重。
匡诗敏
荀子不拘泥于儒家思想，批判性地吸收当时的法家和道家的思想，形成了基于修身、爱民和识人三大核心要素的君道思想。在政治上主张要处理好礼治与人治的关系，倡导君主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修炼好自身的道德品格。在经济上主张富国富民，反对惨不人道的君主暴行，提倡用仁德来施政。荀子还推崇以礼制为衡量标准，公平公正地选拔有才德的人，使朝廷的权力互相牵制，坚守法度，各负其责；树立君主的权威，促使君主做出明智的决策，并以此治理国家，推动政治清明廉洁，天下安定有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