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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古文创
刘龙龙
《荀子》英译自1893年英国学者理雅各选译“性恶篇”以来，已有127年的历史。但是国内学者目前对《荀子》英译的研究相较于《荀子》英译本身的发展，较为滞后，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从内容上看，目前从知网上搜索到的文献，德效骞、华兹生和诺布洛克的英译本是其主要研究和讨论的对象；从时间上看，国内学者所研究的译本多是20世纪以前的版本，没有或很少关注到新译本，甚至是全译本的出现。本文就20世纪及以前《荀子》英译的情况进行线性梳理，并对2014年出版的《荀子》全译本及其作者进行重点述评，抛砖引玉，以期对国内《荀子》英译研究，乃至中国典籍英译工作有所启发。
丁旭辉, 李梦圆
隐喻翻译是文学文本翻译的重要方面，但现有的隐喻翻译研究不仅过于关注宏观层面的方法分析，而且理论在实际的翻译实践层面也并不能得到充分的运用。有鉴于此，本文拟就中国现代诗歌这一特殊的文本类型中存在的隐喻应如何翻译的问题进行探讨。以纽马克对隐喻的理解和分类为依据，选取“百人百译”中席慕蓉《乡愁》的七个英译本作为研究对象，把比赛评判结果视为译文接受度的表征，得出诗歌翻译应重形象再现，慎删改补充，希望对后续诗歌中隐喻翻译以及中国文化外译起到一定的指导作用。
张贤丰
1995年，美国著名翻译家劳伦斯·韦努蒂（Lawrence Venuti）提出归化与异化这对概念，引发热烈讨论。这对概念值得在某一特定领域深入探讨。科幻翻译作为文学翻译中的一个亚类，其文学性与科学性皆有所体现，这也对翻译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本文通过分析美国科幻作家菲利普·迪克（Phillip K. Dick）的中篇名作《仿生人会梦见电子羊吗？》译文中虚构词汇的翻译，探寻科幻翻译中异化与归化策略的灵活运用，发现译者从形式与内容两方面把握词义，将归化与异化结合进直译与意译的手法中，使得译文既保留了原文的陌生感亦方便了译文读者的理解。
马玲玲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文化交流日益增多，大量的外国文学作品也被译介到国内，得以被国人所接触和了解。儿童文学翻译由于其目标群体是身心发展尚不成熟的儿童，因此要求翻译更具有针对性。《精灵鼠小弟》的作者是美国作家E·B·怀特，这是他的经典作品之一，由其改编的电影更是深受各国儿童喜爱。任溶溶是我国著名的儿童文学翻译家、作家。本文以翻译目的论为指导，分析了任溶溶先生的《精灵鼠小弟》汉译本，得出以下结论。首先在词汇方面译者采用口语化词汇、叠词和拟声词等更加符合儿童的语言习惯；其次在句法层面，考虑到儿童的心理特点和认知水平，多采用短句和肯定句；最后在文化词方面，归化异化的翻译策略能够使儿童更好地理解外国的文化。本文希望通过对《精灵鼠小弟》的汉译本的分析，会对儿童文学翻译研究有所启示，同时也希望通过本文的讨论来检验翻译目的论在研究儿童文学翻译过程中的可应用性。
李奕燑
“礼”是封建社会儒家治理社会的重要方法。儒家讲求“克己复礼”，“礼”指周礼，用以阶级划分和维持尊卑秩序，通过此种让臣民臣服于更高阶级。具体的礼仪内容记载于《仪礼》，《礼记》补充说明《仪礼》，其中《礼记·曲礼》一篇主要补充礼仪细节。儒家的礼仪教化随着时代发展不断向下渗透，虽阶级性明显，但覆盖范围却不断扩大，“君子”的含义也在发生变化。同时，儒家思想讲求自觉，在外在约束下更重视内在思想的培养。此种思想不局限于客观所定制度，强调对仁德理念的接受，明确尊卑有别，从而形成稳固的社会秩序。
史维帅
生命哲学是狄尔泰哲学的核心，他对于生命的思考，反映了生命的历史性和目的性，强调生命应以体验为基础，并深刻分析生命的意义。审美观念对于当代文化呈现的主要方式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而当代人也表现出对于美的追求与渴望，也使得人们开始关注生命中美的意义，审美观念也作用于人们探索生命中美的意义的桥梁。
贺靖懿
从天顺三年（1459）任陕西按察司按察使，至成化三年（1467）被召回京，项忠在陕西任职七年时间。任职期间，项忠注重赈济灾民，任免官员，并加强边务建设，在陕西有很高的声望。成化四年（1468），项忠还参与平定了发生在固原的满俊事件。项忠在陕西期间所撰诗歌和记文，是研究其在陕西期间相关经历的重要资料。
田明杰
“忠恕”是孔子“一以贯之”的哲学思想，具有深刻的哲学内涵，在孔子整个思想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忠恕之道是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基本原则，是儒家的一种道德规范，同时也是践行“仁”的方法和途径。在当今时代，孔子的忠恕之道仍有着不容忽视的意义和价值。
刘师恺
《思草纸》是琉球第二尚氏时期的歌谣集，以琉球古语及少量汉字书写。伴随琉球历史发展，《思草纸》经历了编纂、重编、流传的历程，由单一政治导向型的祭祀歌集变为汇聚民谣的歌集。《思草纸》的版本在重编之后，分为尚家本和安仁屋本演变，现冲绳方面已出版有校订本。
李天伦
《理想国》是柏拉图的核心著作之一，其反映了柏拉图对哲学与政治事务的根本观点，而“哲学王”思想的建构正是位于《理想国》全篇的核心位置。从表面上看，一个良善的城邦必定是由代表着最高智慧并且已经看到“善”的哲人来进行统治，如此这个城邦才能更符合自身的本性。由于“社会是大写的人”，一个有秩序的灵魂也必然是在智慧统治的前提下才可获得。因此，柏拉图真正想要阐述的不是什么政治制度的问题，也不是要建构一个“乌托邦”，而是要阐明灵魂的真正秩序问题，并借此表达了哲学与不义城邦的冲突与哲学生活的本质优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