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变形实现逃避——分析《变形记》中格里高尔的变形
吴浩琳
卡夫卡《变形记》中主人公格里高尔的变形是被“异化”的象征,格里高尔通过变形的方式实现了自身的逃避,他的变形直接达成对来自老板压迫的逃避,间接达成对父权威慑的逃避,进而实现人性的解放,最终以死亡实现对父权的彻底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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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浩琳
卡夫卡《变形记》中主人公格里高尔的变形是被“异化”的象征,格里高尔通过变形的方式实现了自身的逃避,他的变形直接达成对来自老板压迫的逃避,间接达成对父权威慑的逃避,进而实现人性的解放,最终以死亡实现对父权的彻底瓦解。
刘金鑫, 徐英东
横光利一是日本文学史上不可不提的一颗明珠,更被誉为日本“新感觉派”的骁将。横光利一的第一任妻子小岛君在他的初期文学作品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病妻三部曲”就是依托小岛君的患病经历写作而成。而文中“病妻”的人物形象也真实客观的描述了在“结核病浪漫化”“疾病崇拜”的背景下,作为直面疾病的“病妻们”的生存境遇与心理状态。因此,探究“病妻”的人物形象,对于研究横光利一的文学创作以及剖析结核病文学下女性的生存境遇是有一定意义的。
高静
兹特卡拉-萨是最早出版由口头部落传说衍生的传统故事的美国本土文学女作家之一。她的作品真实地反映了白人对印第安人的压迫,并致力于保护她的民族的传统、文化和身份。本文通过描述兹特卡拉-萨在寄宿学校的经历,以及这段经历是如何构建了她的本土身份。本文试从离散文学理论的视角出发,探讨《美国印第安人故事》中的印第安人作为离散者的身份追寻和构建的心路历程,以便读者能够对这部文学作品有更加深刻的理解。
张燕艳
《推销员之死》是一部关注女性与自然生存状态的生态女性主义佳作。通过刻画女性与自然在父权制社会中的相似遭遇,米勒试图引导读者发现两者之间休戚与共的亲密联系和共同命运。女性与自然背负人类繁衍之重担,反受父权制社会压榨剥削之苦难。其根源在于倡导人类中心主义和男性中心主义的二元对立逻辑。因此,米勒呼吁人们以“和而不同”理念解构二元对立逻辑,鼓励两性合作共建男性与女性、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大同”社会。
林巧
记忆是《宠儿》的核心主题之一,托妮·莫里森在《宠儿》中对记忆的思考引发读者的关注和深思。主人公赛丝在故事的最后是在回忆起往昔团结氛围的社区里的黑人群体的帮助下,才摆脱了宠儿走出困境的。由此表明了记忆的力量,也象征着黑人个体应在黑人群体的框架中去回忆,通过集体记忆的力量才能走出困境,回归到凝聚生命力的社区。
刘斯琴
评价系统是系统功能语言学中人际功能的新发展,情感系统属于评价系统的分支,用于分析语言使用者对行为、文本、过程及现象做出的感情反应。《马燕日记》是一本蕴含丰富情感的西部儿童文学作品。本文尝试运用系统理论中的情感系统理论,对《马燕日记》英汉文本情感资源进行量化统计并对比、分析,以考察译文情感的再现程度及其翻译方法。
许仙玮, 刘可昕
随着中国的国际地位不断上升,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中国的话语权也在世界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这样的背景下,“讲好中国故事”,让世界真正了解中国,是新时代之下的重任。而如何让中国故事走出去,这不仅仅局限于语言文字上的沟通,更是文化思想层面上的链接和传递。本文通过选取翟里斯和杨宪益的《聊斋志异》英译本,在译介学的背景之下,探讨原著和译著的价值地位、译者主体性以及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因素来探讨跨文化传播过程中的影响因素。
马丽君
文学是人学,反映人的生活状态,文学作品如《诗经》《淮南子》《二京赋》《西游记》《红楼梦》《双城记》《巴黎圣母院》等通常发生在人类的栖息之所——建筑中,并在各种建筑(真实或虚幻的)影像和建筑行为的空间流转中展开故事情节和完成文学叙事,形成独特的文学与建筑共同构建的“空间书写”,这种书写方式动静结合,呈现建筑历史画卷的同时突出文学与建筑在叙事方式、意境营造和意象塑造等方面的相融相通,也为研究文学与建筑的互动和交流提供了原始论据。
崔钰
《明暗》作为夏目漱石晚年创作的最后一部作品,对人物心理的分析和描写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地,在日本文学史上评价很高。本文将从《明暗》与老庄思想、与禅宗思想、与中国文化意象、与中国典故、与其他中国元素五个方面分析夏目漱石《明暗》中的中国元素及其在小说中的意义。通过分析《明暗》中的中国元素,深入挖掘作者文本背后渗透的深刻文化内涵,探索夏目漱石的人生态度和处世哲学,不仅对探索多元文化背景下的夏目漱石有重要意义,对研究世界文学中的中国也有着重要价值。
李桉瑞珊
抗战期间桂东地区期刊的大量发行形成了当地独特的期刊媒介场域,场域内的诗歌在诗体形式、主题表达、语言风格上独具特色,而场域对诗歌的传播更在时代性、艺术性、民族性等方面对桂东乃至整个广西都具有着显著的意义与价值。对于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中国,重温桂东这段特殊历史时期的诗歌,领悟和体会其中的抗战精神、地方特色与文化价值,将有利于推动广西红色文化的传承、发展与弘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