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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古文创
朱海燕, 肖萌, 龚雨薇
长篇小说《无字》是张洁的代表作，该作品获得了第六届茅盾文学奖，整部小说以女性主义的视角描绘了四代女性的婚姻和爱情，这四个女性分别是外祖母墨荷、母亲叶莲子、女儿吴为和外孙女禅月。这四个女性随着身处环境以及爱情观念的变化，在自己的人生和婚姻中做出了不同的抉择，张洁以四种不同的人生轨迹描述表达了对男性的失望和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引发了人们对现代女性生存环境的反思。
张晓琴
小说《丈夫》作者以冷静写实的笔墨描写丈夫曲折的心理历程，向大家展示了湘西农村社会底层民众在经济困境下衍生出的陈规陋俗“送妻为妓”的普遍现象，以及由此引发的道德危机。在道德危机下丈夫的身份由模糊缺失到身份意识的觉醒，同时揭示了湘西底层社会里集体无意识下女性被物化与失语的严肃话题，传达了作者对乡村原始道德和人性回归的愿望诉求，这些共同构成小说的深层意蕴。
刘旭娟
叶多多的《一个也不能掉队——云南脱贫攻坚之路》聚焦于云南边地的脱贫，将脱贫的艰辛历程与脱贫之后的崭新面貌作了真实刻画。叶多多在全国脱贫的大进程下展现具有边地特点的云南式脱贫，着力塑造扶贫与脱贫的典型形象，从中发掘了新时代的奋进精神，以极强的作家责任感参与到中国乃至世界的脱贫事业中来。
蒋清馨
《朝花夕拾》作为鲁迅的回忆性散文集，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得到了较多研究者的关注，但其中的《后记》因为不在正文之中而研究者寥寥。而鲁迅在《后记》中搜集了很多材料版本、图像对正文进行补充，如果进一步研究《后记》里这些材料版本和图像，会发现其中存在历时性，体现了国民当时从进步到倒退的文化心理流变，并阐明了伪士在流变过程中扮演着推波助澜的角色。《后记》由此完成了对《朝花夕拾》主题的延伸与深化。
沈袁煦, 方泽曦, 孔易安
《赛姆勒先生的行星》是美国作家索尔·贝娄的小说代表作之一。作为时代的产物，该小说从犹太老人赛姆勒先生的视角，见证了在20世纪六十年代的纽约，社会文明和道德秩序是如何逐渐崩溃瓦解的，也侧面道出作者索尔·贝娄对当时社会反文化现象的态度和看法。作为索尔·贝娄的传声筒，赛姆勒对那个时代的社会精神危机流露出深切关怀，对人类命运进行了深刻思考；他对新思潮表示怀疑与疏远，批判抨击暴力与纵欲的社会现象。尽管赛姆勒以旁观者的姿态处在20世纪六十年代的美国社会中，但他仍相信拯救已然崩坏瓦解的文明的可能性，希望人类重拾传统道德，遵守秩序与规范。
屠婉
本文运用系统语言学的及物性系统理论，对艾米莉·狄金森死亡主题诗歌代表作——《因为我不能停下来等待死亡》进行及物性系统三要素—过程类型、参与者及环境成分等三方面进行分析，通过对具体小句所占比例，旨在解读不同过程中诗歌背后蕴含的深层含义，同时也可探寻到狄金森相关主题诗歌的另类创作思想，增强了及物性系统理论的实践意义，进而帮助读者进行更好地理解诗歌主题寓意。
乔昊阳
娜塔莎·特雷瑟维（Natasha Trethewey）在其荣获2007年度普利策诗歌奖的诗集《本土卫士》（Native Guard）中，罕见翻开了美国内战时期北军黑人士兵鲜为人知的苦难历史篇章。诗人创造性地虚构黑人士兵作为言说主体，融合个人记忆与宏观国家历史，采用“绘画诗”（ekphrasis）这一古老诗歌体裁，参与到美国非裔群体的历史与身份建构之中，为长期在主流话语中“失声”的非裔群体发声、申诉。
蒋佩芝
《拉帕西尼的女儿》存在许多对比关系，人物自身、人物间以及人物前后语言的对比等。通过对层层对比关系的分析，霍桑首先在作品中表达了对科技与自然关系的思索；其次，他援引宗教话语指出善恶混杂的尘世以及人的有限性，表达出对以超验主义为代表的时代风尚的质疑；最后，在善恶交织的尘世里，也有霍桑对个体如何实现精神道德成长的关怀，即从恶走向善的可能性。
吴凌昕
1877年，英国出版商正式出版了由汉学家道格拉斯（Douglas）编纂的《1877年版大英博物馆馆藏中文刻本、写本、绘本目录》。这是一本非常具体的中文图书目录，直到今日还被视为学者用作研究外国所藏中文书籍的重要参考。道格拉斯的编目方法以及其所记录的中文文献，不仅体现当时英国目录学的研究状况，还从侧面反映英国汉学的进步与发展。本文以《目录》中的古典小说收录情况为研究对象，从而研究道格拉斯《目录》的影响和价值。
何巧巧
数字是语言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数字“九”更是能够表现民族文化的深厚内涵。从“九”的渊源，探究到了“九”的应用，最后解析“九”所蕴含的中国天人合一哲学思想，可以展示“九”走下神坛，进入民间，由“圣数”到“常数”的一个流变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