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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古文创
刘佳维
叶嘉莹是国内较早关注清词研究的学者，《清代名家词选讲》包含了叶嘉莹对清代三大时期的13位词作者和多篇作品的分析诠释。其词学批评方法独具特色，一方面西学中用，运用新批评、接受美学、符号学等多种西方文学理论批评中国古典诗词，创新词学批评观念，开拓词学批评方法 ；另一方面关注文本，不仅关注文本中字词句的沿袭与创新，也关注作者的生平经历、时代背景、性格思想等对文本形成的影响，还关注隐伏并串联起清词整体发展和中兴的忧患意识。
姚诚
莎士比亚在英国古代传说的基础上，结合当时社会历史背景，创作出《李尔王》，而斯迈利大胆借鉴调整其中的情节人物场景等，融入自己对于女性主义、生态环境以及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观点，创作出《一千英亩》。本文通过比较两位作者以及《一千英亩》和李尔王之间的异同，聚焦斯迈利个人哲思上的表达创新，揭示出斯迈利对莎士比亚的思想超越，及其深刻的社会文化意义。
武海怡
女性与美有着紧密的联系，女性美在各朝各代有着不同的定义和体现，汉魏六朝乐府诗是继诗经楚辞以后中国古代诗歌历史上又一闪耀的明珠，其中不乏大量描绘女性的作品，塑造了与众不同、多姿多彩的女性形象。本文根据汉魏六朝乐府诗歌中女性形象，来分析其中表现的女性美，并将女性美分为五大类，分别是容貌美、品性美、人格美、勇气美和英勇美。
付娜
阿尔蒂尔·兰波善于将表现色彩作为他诗歌创作的惯用手法，色彩的巧妙运用是他实践其诗学理论的重要一环。写实性色彩的运用属于常规化手法，在增强诗歌画面感，渲染气氛，表现情感等方面作用显著；幻想性色彩运用在兰波笔下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他打乱一切感官感受，将色彩与事物重新组合，这样的幻觉世界看似魔幻,实际上探索了未知的真实，改变了人类的思维，是兰波为“改变生活”所作的尝试，对后代诗歌创作意义重大。
刘蓥卿
布利斯与桑瑞德是《六月庆典》中主人公在成长阶段中的不同姓名。白皮肤黑白混血儿的他成长于黑人之间，扎根于黑人文化。出于对白人母亲的幻想及白人世界的向往，他逃离了他的“根文化”。为了实现自己的白人志向，他通过欺骗的恶作剧方式加入白人社会并推崇种族主义。对于抚养他的黑人来说，“布利斯”如同跟他们进行了一场恶作剧，他们期待“浪子回头”；对于“桑瑞德”来说，他跟自己进行了一场如恶作剧般的自我欺骗，他试图掩盖自己的黑人身份去充当白人。这位恶作剧精灵试图以戴着白色面具的身体冒充白人以脱离身份困境，完成自我重建，但黑人教会的教义及黑人“父亲”希克曼的教育对他的影响已经根深蒂固。他种族冒充的恶作剧最终失败了，临死之际布利斯对于童年成长阶段的回忆暗示着他最终选择了黑人种族的身份。埃利森通过塑造这位恶作剧精灵关注着黑人身份认同及呼吁黑人要认同自己的文化，在此基础上探索种族融合之路。
殷喆
学界讨论文艺复兴时期诗歌中的身体叙述时，大多从西方传统宇宙论角度出发,并运用“天人对应”的理论来阐释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但却较少关注另一种修辞文化——双性同体。本文旨在为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中双性同体意象的深层论证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双性同体意象是一种代表完整、和谐思想的诗学隐喻，诗人通过双性同体意象表达了他对英国伦理道德、社会交往、国家政治方方面面一种和谐关系的诉求。
曹雪斐
从宋太宗、真宗起，北宋开始在边地设置专门管理边境贸易的机构，准许在指定地点进行贸易。而相较于其他地方，霸州地区是北宋与辽两国的接壤处，且交通便利，因而在此地区设置的榷场非常重要。榷场中交易的物品丰富且繁杂，能充分反映出宋辽两国的友好关系及农业、手工业的发展。宋辽贸易的稳定开展，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边境地区的安宁，实现了宋辽之间经济的互通有无，满足了边境地区百姓的生活需求，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付瑀, 李海洋
九品中正制是中国古代的三大选官制度之一，其建立与施行在客观与主观上必须是正当性的、自洽的。客观上的正当性包括摒弃察举制的不足、对人才实用主义的需要、为巩固出身阶级的政治需求；主观上的正当性包括政治文化变迁与政治妥协的实际需要。九品中正制在一定历史时期内具有正面作用，但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会逐渐显露出负面影响，即“得”与“失”的双重效用。
曹正同, 段力, 黄俊青
本研究通过对先秦儒家心性论与先秦道家心性论相关内容梳理研究，对比先秦儒家与先秦道家文化承传的异同。先秦儒道两家学术思想有共通以及融合之处，两者在学术追求上都是以实现“道”为目的，但是在实现方法上儒家以仁、义、礼为主，道家通过修身、坐忘等直指道德本源，重视对德的全面追求。先秦两家都未明确提出心性论，但都表达出对心性修养的重视，如儒家经典《大学》、道家经典《道德经》等多方面展示了对心性的重视。
冯婷婷
列宁在领导本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中一直反复强调“文化革命”。尤其是列宁晚年基于深刻领会了社会主义实质而更加重视文化建设。列宁晚年强调党对文化建设的领导作用，重视国民文化教育，提出要抵御各种错误社会思潮的侵蚀与腐化并吸收资本主义的优秀文化等等一系列观点，对苏维埃俄国进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指明了正确方向。虽然苏维埃俄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过程中经历了重重挫折，但是不能否定列宁晚年文化建设思想的正确性。尤其是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建设文化强国具有重要理论和实践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