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企业出口生存环境不断恶化，稳外贸成为中国政府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数字化成为保持外贸稳定的重要动能。基于民营企业连续5年稳居我国第一大外贸经营主体这一基本事实，构建异质性企业贸易的垄断竞争模型，将数字化变量引入模型，运用生存分析法，考察在开放经济条件下民营企业数字化对出口持续时间的影响。Cox风险回归结果显示，民营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延长了企业出口持续时间，并且该结果在稳健性检验和解决内生性问题后依然显著。机制分析表明，民营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提高企业生产数量柔性、产品多样化柔性和供应链柔性获得出口生存持续效应。异质性分析表明，高新制造业、服务业，位于东部地区、外贸依赖度高、处于成熟期的企业更能利用数字化技术提升出口生存能力。基于此，建议企业因地、因业、因需、因时制宜，利用数字技术灵活调整生产中的各环节，应对市场环境变化，达到稳外贸目标。

4000—5000年前生活于宝鸡清姜河畔的神农氏炎帝发明冲泡煮饮树叶的原始方法，为提高先民体质产生了积极影响。距今3000年的巴人在汉水上游向中原王朝贡茶，开中国贡茶先河，促进了茶叶采摘与初期加工技术不断提高。汉阳陵茶叶的发现是这一传统的延续。魏晋南北朝是饮茶习俗与茶文化发展迅猛时期。在此基础之上，隋唐长安成为茶道文明发祥地与传播中心。两宋明清陕西茶文化丧失领先地位，但成为贯彻“榷茶易马”国策的主要区域，以西乡、紫阳、泾阳为代表，陕西成为茶叶种植的重要区域与加工销售区域。一系列茶器文物的发现与丰富的文化遗址支撑上述判断。

在我国，男女同居关系已非个别现象，因双方关系恶化而引起的财物纠纷也时有所见。最高人民法院针对这一社会热点问题，颁布《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二)》,针对男女双方均无配偶的同居关系析产纠纷案件的处理规则作出了规定，内容切合实践需要。为提高规则适用的法律效果，实现规制目的，在适用时应准确把握该规则的适用对象，处理具体纠纷时应坚持区分对待、分别调整，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不违背公序良俗等基本原则，并结合同居期间财产来源的界定对规则进行细化。坚持以与人身的关联度、财产取得方式和财产的法律属性为考量依据对同居财产的范围作出界定并作出相应的处置。为应对可能产生的财产纠纷风险，同居双方应当通过签订协议将同居期间所得财产及其收益的归属作明确规定以规避未来风险。当依法解除同居关系时，对同居期间为共同生产生活而形成的债权、债务，应按共同债权、共同债务处理。

数量守恒作为儿童认知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反映了儿童对数量关系的理解能力及其逻辑思维的初步形成。为探究学前儿童数量守恒概念发展水平并验证皮亚杰的研究结论，以幼儿园小、中、大班幼儿为研究对象，以皮亚杰经典数量守恒任务为基础，从外部形态和空间排列两个维度设计了12个关于数量守恒的问题，采用临床法收集实验数据，利用SPSS24进行描述和推断统计，对学前儿童的数量守恒发展水平进行了测量和比较。研究发现，小、中、大班的幼儿均能够克服物体的大小、颜色、形状的干扰实现对数量的正确理解，即物体的外部形态不影响幼儿对数量守恒的正确感知；而从空间排列维度考察，小班幼儿尚无法完成数量守恒任务。中班是幼儿守恒思维的快速发展期，不同年级幼儿的数量守恒发展水平具有显著性差异。不同年级和不同语言发展水平的幼儿在数量守恒概念发展水平上均表现出统计学差异，不同性别幼儿在数量守恒概念发展水平上没有统计学差异。

茶文化在向世界传播的过程中，经历了范式转化、价值观重塑过程。当前，以物质主义认识论为基础的西式制茶范式，在茶贸易竞争中占据了主导地位。相反的，以直觉主义认识论为基础的中华传统制茶范式，在全球化竞争中逐步丧失了话语权与主导权，处境岌岌可危。以习近平“三茶”统筹思想来推动茶文化认识论重构，促进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物质观与中华心性之学直觉主义物质观的有机结合，丰富与提升“茶+”全产业链，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的重要举措。追求“茶利普惠，共同发展”的茶生态正义，无疑是茶贸易实质正义中最为重要的内涵之一。通过以陕南地区“三茶”发展状况考察为例，深入探究制茶范式演变的原因，并提出发扬中华茶文化的独特性，培养消费者的美感直觉；与基础教育相结合，创新“茶旅融合”模式；与精神卫生学科相结合，创新茶疗养生模式等发展建议。

严肃游戏凭借其沉浸式学习体验与智能交互等特性，正逐步成为中国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创新性教育载体。通过分析严肃游戏的内涵特征及其在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应用中的现实困境，提出以下优化策略：一是平衡严肃游戏的娱乐性和教育性，确保游戏内容与育人目标相耦合；二是提升高校教育工作者的媒介素养，加强严肃游戏的使用与反馈；三是完善应用监管评估体系，规范严肃游戏的设计与应用；四是强化数智技术的使用，丰富严肃游戏的具身环境。如此，以充分发挥严肃游戏在教育技术应用创新方面的作用，推动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进程，促进教育与文化产业深度融合。

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是城乡融合发展的“一体两翼”,是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有机整体。以中国西部地区12省(区、市)为研究对象，构建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基于熵值法和耦合协调度模型计算2013—2022年新型城镇化水平与乡村振兴水平及两者的耦合协调度，并运用核密度估计和Dagum基尼系数分解法对测度结果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双系统发展水平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表现出“北高南低”和“北慢南快”的特征，新型城镇化水平要优于乡村振兴水平。二者的耦合协调水平经历了由濒临失调衰退状态到中级协调发展状态的转变。空间分布上表现出由北向南呈阶梯状递减的空间分布特征。耦合协调水平差距总体呈下降趋势，地区间差距是最重要来源。基于此，要加大对“三农”的支持力度；强化高水平地区对周边的辐射作用；政策取向应进一步因地制宜细化至西北和西南。

西安临时大学于1938年3月迁往陕南，关于迁校原因，除政府对教育布局等考量外，学校的空间选择也是重要因素。目前研究多将迁校原因归结于政治因素，对地理空间问题关注较少。实际上，避战以保安全是学校迁移的首要考量，选择陕南则是受前期学校在地方实践的影响。在具体空间选择上，将学院集中安置在城固、南郑一带，主要是因为该地具有容纳力较大的教堂等公共空间。而精神空间特性是公共空间利用的一个隐含因素，这有利于高校对陕南开展社会教育，使高校和地方联系更加紧密。研究战时迁移高校选址除在常识判断外，亦要关注特殊因素，这为近现代高等教育空间布局研究提供新的思路。

孔子以《诗》有兴、观、群、怨之义训弟子学《诗》,茶、茶园、茶艺、茶歌的伦常日用价值及社会影响为以茶兴、观、群、怨提供了可能性条件。之所以能以茶兴、观、群、怨，是因为茶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发生源头与价值目标方面与《诗》有着同样的感物而动、追求美善的统一主客天人机制及精神价值特质。结合2024年7月陕南茶业考察实践，从学《诗》之义可以认识到茶之美善、陕南茶业之优劣得失、完善机制及陕南茶人之社会担当意识等现状及其价值，并进一步体现识茶、学茶在当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意义。

交通工具的出现，扩大了人的交往范围，也深刻塑造了人类社会的结构形态，但人类并不是被动接受交通工具的改变，相反，会利用交通工具服务于产业发展和社会变革。陕南地区历史上因其占据陆运和水运的便利，很长一段时间都成为西南和西北地区重要的茶叶集散地。后来因新的交通工具的出现，其重要的枢纽地位被取而代之，终至湮灭无声。在当代，移动互联网和新媒体提供了全新的交通媒介，陕南茶叶再创辉煌的前提是扩大品牌影响力和挖掘茶叶的文化附加值，总之，只有借助数字化手段，才能完成陕南茶的华丽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