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等新技术正在加快推动人类社会步入数智时代，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文化产业结构调整、优化供给侧产品质量、引导需求侧消费品质升级的必然要求。文化产业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逻辑理据包含了数字化向智能化转型升级、丰富和发展新兴产业业态、构建“产业—消费”双升级模式、增强文化产业国际竞争力四个方面。构建“算法—算力—算据”为一体的文化产业新型生产力体系，推动“智改—数转—网联”为核心的文化产业链转型，畅通“生产—流通—消费”为要素的国内国际双循环，是文化产业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模式框架。合肥“科里科气”型发展模式为新质生产力赋能文化产业发展提供了有益经验，地方城市应该立足地域文化特色和产业科创优势，走创新驱动、文化与科技深度融合型数智型文化产业发展道路，加快文旅产业智慧融合，平台资源耦合融通，延续城市历史文脉，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不断培育数字文化产业新业态，稳步实现数字文化产业要素重组、功能焕新、产品迭代和业态创新。

史官是中国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对史学形成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在国家治理方面也发挥了一定作用。不同时期，史官活动在国家治理方面产生的效应是有差异的。在隋代，在国家掌控史权的机制下，史官参与修史，却没有取得实质性成果，更多的只是以史文颂扬隋得天命的正统性，反而在礼乐制度建设方面，史官积极参与，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对这些国家治理内容作深入探讨，一方面可以拓展中国古代史官研究的范围，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更好地认识隋代史学与政治间的密切关系。

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实现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伟大建设实践中孕育出来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和重要的时代价值。红色文化不仅是当前国民汲取文化自信力量的主要来源，也是媒介叙事和数字传播中经久不衰的优质IP。这一点通过现象级IP“千里江山图”的成功探索便可见一斑。在数字技术蓬勃发展的背景下，红色文化IP在媒介表达、叙事语境和文本价值上具有显著优势。当然，深入分析可以发现，其发展中也存在碎片化叙事、窄众化传播、陌生化体验等现实问题。基于此，要想更加丰富立体地讲好红色故事，还需要统一故事体验，建构连续时空；放宽准入路径，覆盖全民参与；衍生文创产品，融入生活空间。

《大学》诠释是儒家经典诠释的核心之一。随着理学的兴盛，宋明学者多以古本错简为由改易《大学》文本，以此阐释自己的学术思想，遂引起了对不同改本及其诠释的是非争论。明清之际，学术思想因时代变革而发生显著变化，对《大学》的诠释，也成为当时学者表达自己学术立场的重要途径。《大学证文》是明末清初学者毛奇龄对《大学》进行版本梳理、表达自己研究理念的著作。毛奇龄在《大学证文》中推崇注疏本《大学》，也收录了比较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改本，他用考据的方式辨析《大学》相关问题，求实而不轻易论断；用经史结合的方式发掘传统经学的历史价值，在前代学者的《大学》诠释中发现学术思想变化与传承的内在联系。毛奇龄对前代《大学》版本和诠释的综合、细致的研究，摆脱了学派立场的束缚，适应了清初转变学术风气、尊经求实的需要，为清代《大学》诠释拓展了空间，也促进了清代经学的复兴和多元化学术思想的形成。

《廊坊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是经新闻出版总署和河北省新闻出版局批准,由河北省教育厅主管、廊坊师范学院主办的国内外公开发行的学术理论刊物,国内刊号:CN 13-1390/C,国际刊号:ISSN 1674-3210,季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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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驾驶技术的规制逻辑源于法律主义与技术革命的冲突。技术革命对法律秩序的冲击具有多维穿透性，在自动驾驶技术开始广泛商业化应用的背景下，基于风险行政理论与算法治理的融合升级、宪法价值向数字人权的平衡延伸、产业政策与数字行政法的协同创新，行政法规制介入自动驾驶技术具有正当性基础。尽管我国自动驾驶技术在国际上领跑，但当前自动驾驶技术行政法规制体系仍然存在适配困境，主要体现在规范体系的碎片化表现、监管工具的技术性缺失、责任体系的结构性矛盾等方面。为促进自动驾驶技术健康发展并造福社会，需从四个方面完善我国现行行政法规制体系，分别是重塑立法框架、升级监管模式、重构责任体系、强化宪法约束。

数字社会是我们人类目前所处的历史阶段，科学技术的数字化和网络化给我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便利和数字红利。而与此同时，随着老龄化进程的加速，许多老年人却因为信息资源的获取和利用受到知识和技能等许多因素的限制，在使用数字技术时面临障碍，造成了生活中的许多困难。这不仅影响了他们享受社会发展成果，还挑战了社会公平。为确保这些老年人能够充分享受数字化带来的便利，在理念层面应将“实质平等”与“数字人权”相结合，保护其数字权利，通过形式上的不平等达到实质上的平等；在立法层面应构建和完善老年数字弱势群体权利的法律保护体系，努力消除数字社会科技发展对老年人数字人权的损害；在主体层面应落实“共建共享共益”原则，通过政府、社会、企业和家庭之间的合作真正让老年人回归社会。

文化自信是课程思政建设的重要内容。现行“世界现代设计史”教学中，有关中国近现代设计史的知识长期缺失，造成学生专业知识结构欠缺、文化自信不足，是课程思政建设中的主要问题。立足这一现状，对“世界现代设计史”课程进行思政教学改革，增补讲授“中国近现代设计史”板块势在必行。这一板块需要补充中国现代设计的背景、发端、发展、成型、提升、崛起等几个阶段，相应地梳理中国设计经由大航海时代与西学东渐、洋务运动与变法维新、民国设计与五四革新、新中国设计与民族振兴、改革开放与融入世界，至数智时代与全球话语的发展进程。实践证明，增补内容的学习可以让学生的专业知识结构更加完整，家国情怀受到熏陶，文化自信全面提升，切实提升课程的思政育人成效。

数字时代的数字化存在使得消费主义从现实范畴往虚拟范畴映射，数字消费主义是在消费主义思潮作用下消费理念和消费文化向数字范围拓展的产物，其变异产生了数字消费主体虚拟化致使人际关系剥离、数字消费体验定制化减弱人的“自主性”、数字消费形态符号化引发追求失衡等隐性缺陷，表现出一些背离理性的现象。青年数字消费主义产生的主要驱动因子有泛娱乐化刺激下的身份迷茫状态、资本逻辑主导的消费畸变问题、技术权力对消费方面的控制力度等。为此,我们应当针对青年数字消费主义开展反思，以强化媒介治理、舍去资本统治、强化价值引领为切入点，实现对数字消费的合理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