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近代著名的学者和历史学家,余协中一生致力于西方历史研究,所著《西洋通史》一书对中国近代的外国史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余协中的史学成就和史学思想,为其子余英时的史学之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余协中还为余英时推介了钱穆和杨联陞两位良师益友,进一步助推其拓宽治史之路。通过考察余协中对余英时治史的影响,可以加深对余英时史学成就的全面研究。

从老年社会参与理论出发,老年人力资源开发是实现社会和谐、国民经济持续发展和老年人身心健康的有效途径。但是,我国在老年人社会参与方面还存在着认识不足、政策乏力、参与渠道不畅等问题,导致老年人力资源开发不够充分。充分开发老年人力资源需要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制定并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开展老年人教育,设置老年人力资源开发管理机构,拓宽老年社会参与渠道,等等。

明代侯继高所著《全浙兵制考》存在两个不同的版本,分别为日本内阁文库所藏万历二十一年刻本和《四库全书总目》中提到的增订本。前者附录有《日本风土记》一书,后者则无。《日本风土记》普遍被当成是侯继高所作,但此书与署名为李言恭、郝杰的《日本考》为一书二刻。通过对明代书坊出版文化背景的考察,可以认定《日本风土记》并非为侯继高所作,而是书坊运作的结果。

有关乔姆斯基《句法结构》一书之革命性众说纷纭:从语言学的认知转向到对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研究方法、目标、对象的修正等评论不一而足。然而,以上视角不具有典型性。乔姆斯基《句法结构》一书中所预示的革命实则为语言学之科学性转向。《句法结构》一书中的语言学理论与语法的关系,语法理论构建依托句法而非音位、词素层面构建之缘由,语法理论构建的两个外部标准及一个内部标准,语法理论构建中从马尔可夫有限状态语法到短语结构语法及转换规则语法之证伪等,均体现了语言学理论构建过程中的科学性转向。

掌握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权,就是坚持党的思想领导;掌握意识形态领域的管理权,就是坚持党的思想管控;掌握意识形态领域的话语权,就是坚持党的话语主导。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掌握意识形态领域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显得极端重要。只有通过掌握意识形态"三权",鲜明地表达新一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意识形态主张,才能有力地回击当前国内外弥漫的各种意识形态"杂音",极大地提升意识形态服从服务于中国梦的自觉性。

西方重复思想史,是由同一与差异两类概念逻辑交相辉映、编织而成的。柏拉图的表象哲学肇始的同一律重复,确立了"差异由相似产生"的传统镜像论;克尔凯郭尔、尼采、德勒兹等人则凭借"相似由差异而来"的差异性重复,取消原型与拷贝的二重关系,拆解折射之镜,藉此关照个体生命。德勒兹用时间的三次综合完成了"差异性重复何以可能"的论证,实现了从同一到差异的逻辑转向,确立了差异主体的审美范式。在形而上学"主体之死"的废墟上,思想界以"无主体的主体"的美学面向,完成对生命主体的重建。这是对此前主体性思想的完善和超越,对"人之主体"的整体守护,从而创生出当代异质主体的思想图像。

海德格尔认为,《纯粹理性批判》通过对理论理性中的感性和知性以及它们的共同本源先验想象力的分析,揭示了人类理性面对先验想象力呈现出的有限性特征。康德力图在实践领域建立新的形而上学,而人类理性的有限性无论对作为经验科学基础的认识论先验哲学,还是实践领域内的新的形而上学都构成了挑战,这就是"康德的形而上学疑难"。海德格尔从这个疑难出发,揭示了认识论哲学的局限性,并阐释了认识论哲学向存在论现象学转向的必然性。

后工业社会生产方式的转变和新社会运动带来的社会阶级结构的改变,以及现实社会主义运动的挫折,使马克思主义面临着范式危机。后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从意识形态退却",把意识形态和经济与阶级要素剥离,通过"霸权接合实践"构建多元政治诉求,把马克思主义引入更广泛的增殖空间。在现实策略上,后马克思主义"从阶级退却",重构以阶级为基础的多元革命主体,释放各种社会运动的革命能量。后马克思主义继承马克思主义批判传统,在批判的维度上耦合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内涵,这种批判性建构路径对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具有重要的参考作用。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紧密相关,深刻体现了自然观、社会观、历史观、认识观和自由观。这五种哲学观是辩证统一的,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胡风是20世纪中国文论史中影响巨大的文艺理论家。在胡风的文艺理论中,"形象思维"观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事实上,胡风对于形象思维进行过深入细致的论述,其理论认识也是非常深刻的。胡风的形象思维理论可从形象思维观点的提出和发展、形象思维是文学创作的本质特征、对形象思维与抽象思维的超越性认识三个方面来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