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开展“双创”教育和美育浸润行动是新时代以来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重要举措，两者在理论上契合互补，在实践中共融互促。在底层逻辑上，美育通过艺术教育为创新创造提供所必需的基础能力、情感支撑和目标指引；在现实生成上，进阶式的课程体系设置，基于学科的创美融合实践及基于区域文化的特色美育的打造，成为高校依托美育实现内生发展和内涵建设的重要路径。基于廊坊师范学院的成功经验，建议各高校大力践行“双创”教育和美育的双向奔赴，通过跨学科、复合型的师资队伍培养，实用与创新并重的课程体系设置，虚拟与现实兼具的文化氛围的营造，多元、动态的评价机制的建立等举措以美启创，以创践美，形成“双创”教育与美育互融共生的新范式。

“帝国主义”一词20世纪初在汉文报刊陆续出现，后来的近50年里逐渐成为国人烂熟的名词，成为中国与域外文化交往和交流的一个结合点，也成为社会舆论的风向和学术实践的焦点。研究其民国时期的在华传播及其影响，对于认识民国时期社会话语的转换、民国史学体系的拓展，都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这一时期，国人从最初对帝国主义抱有幻想，到朦胧意识到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危害，再到明确提出“打倒帝国主义”的革命纲领和口号，并为此而宣扬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反映出“帝国主义”代表了社会话语转换的风向。同时，民国时期的史学包括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因此得到拓展，帝国主义研究、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研究、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研究、中国近代史研究逐渐成为热点，反映出中国学者对中国乃至世界近代史的学术体系、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的实质性努力。

随着数智化时代的到来，科技赋能对会计人才提出了新要求，传统的会计人才培养模式在培养目标定位、课程设置、教育模式、评价体系、专业师资等方面都已经不能适应数智化新要求，会计人才也无法满足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需要。因此，会计学新质人才的培养势在必行。符合数智化要求的会计学新质人才培养模式需要从明确目标定位、完善课程体系、创新教学模式、完善评价体系、强化师资团队建设等方面进行重新构建。

20世纪20年代在域外史学理论范式大量输入情境之下，梁启超所发凡起例的以史家、史官、史著等为研究主体对象的史学史研究范式，解决了中国史学史的学科体系、研究对象等重大理论问题，影响了近代以来中国史学史撰写的形与神，甚至直接塑造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大量史学史论著的书写概貌。而在这些论著的撰写过程中，著者除直接效仿服膺的梁启超史学史研究范式外，又同时将梁启超拣择出来，写入中国史学发展历程中。这正映射出近代学人对梁启超与中国史学史学科学术关联的多重理解，是有强烈的学术诉求。即在彼时史学家眼中，梁启超既是拥有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建设者”与“被书写者”双重身份的学科奠基者，更是一名已经具有优秀传统理论素养和与近代域外史学相抗衡的自觉意识的近代史家，肩负起了赓续传统史学使命、构建史学史体系的历史重任。

随着教育技术的快速发展，混合式教学在新闻实务类课程中面临诸如技术表面化、知识碎片化和信息过载等挑战，导致学生倾向于浅层学习。为解决这些问题，有必要构建一种创新的混合式教学模式。该模式基于深度学习理念，通过个性化学习路径和互动教学，涵盖准备学习、初步建构知识、深度加工知识和评价学习四个环节，旨在促进学生的深层认知参与和批判性思维能力。在“新闻摄影”课程的行动研究中，该模式被验证能显著促进学生的深度学习，为教学模式创新提供了有力的实证支持。

李约瑟早年从事生物化学研究，后学术方向转变为科技史，编撰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1943年，他受英国政府公派援华首次来到中国，依托中英科学合作馆前往各地访问参观，体验中国人生活，考察中国科学技术现状，搜集中国科技史材料，与中国学者进行深入交流探讨，结识重要合作者黄兴宗、王铃等。李约瑟首次中国之行为撰写《中国科学技术史》打下了坚实的学术基础，决定了他后半生的学术事业。

“内卷文化”作为青年亚文化领域的一种新兴表现形式，深刻映射了社会转型期间所经历的阶段性挑战与不适，它是对当前社会中部分青年群体在高度竞争环境下生存状态的直观反映，揭示了过度竞争背后所隐藏的生存压力与困境。青年“内卷”现象的发酵与时代特质、数字媒介、青年主体等因素密切相关。长期“内卷”给青年带来危害身心健康、消解社会认可、弱化政治认同的潜在风险。基于此，要从组织协同、智能媒介、青年主体等多个角度共同发力，引导青年群体培育健康心态，成长为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新时代好青年。

京南永定河流域红色文化生成于永定河下游洪泛区，独特地域文化与近代历史际遇的交汇造就了其特性。其发展轨迹，奠基于晚清民初，形成于大革命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发展、成熟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期间。在不同发展阶段，京南永定河流域红色文化体现了不同的精神指向，包括五四精神、建党精神和抗战精神等。目前京南永定河流域红色文化的发掘与运用还存在诸多短板。要想将京南永定河流域红色文化打造成具有鲜明特色与广泛影响力的文化品牌，廊坊市须在京津冀一体化框架下加强与京津两地的合作与交流，通过政策引导、学术研究、普及教育与产业发展等多方面的努力与探索，促进文旅融合发展。

融合发展，是当今中国红色文旅发展的一大主题。京津冀红色文旅在区域、主题、资源等方面的融合发展已取得一定成效，进一步的全面融合发展势在必行。“全融合”视域下京津冀红色文旅的发展路径，就是分别实现红色文旅的区域“全融合”、主题“全融合”、资源“全融合”。具体而言，在区域融合上，不能仅限于各自市域省域内的“小融合”，还要谋求全国乃至世界范围内的“大融合”；在主题融合上，可与其他各主题的旅游线路相融合，从红色文旅到“多彩”文旅，从而构建起“大红色文旅”模式；在资源融合上，用好政府和市场“两只手”，融合可用于红色文旅发展的各种资源，尤其是高校教育科研资源，在智库建设和产教融合基础上，努力实现“产教研”大融合。这种“全融合”的发展路径，不仅可以繁荣红色文旅，而且可以有力地带动京津冀教育、科研等红色文旅相关产业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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