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20世纪20年代在域外史学理论范式大量输入情境之下，梁启超所发凡起例的以史家、史官、史著等为研究主体对象的史学史研究范式，解决了中国史学史的学科体系、研究对象等重大理论问题，影响了近代以来中国史学史撰写的形与神，甚至直接塑造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大量史学史论著的书写概貌。而在这些论著的撰写过程中，著者除直接效仿服膺的梁启超史学史研究范式外，又同时将梁启超拣择出来，写入中国史学发展历程中。这正映射出近代学人对梁启超与中国史学史学科学术关联的多重理解，是有强烈的学术诉求。即在彼时史学家眼中，梁启超既是拥有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建设者”与“被书写者”双重身份的学科奠基者，更是一名已经具有优秀传统理论素养和与近代域外史学相抗衡的自觉意识的近代史家，肩负起了赓续传统史学使命、构建史学史体系的历史重任。

关键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