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山水画《张良庙即景》之一尺寸:40cm×60cm山水画《张良庙即景》之二尺寸:60cm×40cm[作品简介]民族交响组歌《石门十三品》植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褒斜古道摩崖石刻“石门十三品”为创作来源,既脱胎于石刻本身的内容、特色,又进行地域、文化上的生发延展,书写栈道文化、书法文化、石刻文化、汉水文化,贯穿古今,韵味悠长。作品由《石门颂》《栈道》《摩崖》《褒河》《天险》《衮雪》《玉盆》《石虎》《石门铭》《山河堰》《千里千年》《石头书》《翰墨风华》共十三首作品组成。其中《玉盆》来源于一块白如玉、状似盆的巨石,石上有汉代摩崖石刻“玉盆”和南宋时期的多款题刻。《玉盆》是“石门十三品”中成书较早的一方汉隶石刻,也是汉中著名的历史文化景观之一。

随着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个人金融信息已然成为重要的生产要素，其价值日渐凸显。个人金融信息具有人格利益和财产利益的双重属性，其不仅关乎个人权益，也关乎国家金融安全稳定。目前，我国尚存在个人金融信息权利属性不明确、法律保护规范体系不完善、执法监管力度不够、行业自律机制有效性发挥不足等问题。在借鉴国外经验基础上，提出完善数字经济时代个人金融信息法律保护的对策和建议：推进个人金融信息保护的系统化法治建设，明确个人金融信息的权利属性、完善司法救济机制，强化对金融机构个人金融信息保护的执法监管，完善行业自律和内部约束机制。

全面推进“大思政课”建设是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发展的重要举措，数智技术是促进“大思政课”建设焕发生机的崭新动力源。数智技术作为信息时代的新动能和新引擎，其知识互联、信息共享等特点能够为“大思政课”建设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持，推动“大思政课”时空场域变革创新、资源要素优化配置、评价体系迭代改进。在数智技术赋能“大思政课”实践中要着重预防和解决数智技术应用不当带来的核心价值引领滋扰、教育成效削弱、育人风险增加等现实梗阻，应不断优化和完善数智技术赋能“大思政课”的实践路径，将数智技术赋能应用场景拓展多元育人空间场域、赋能供给内容聚合海量育人资源数据、赋能参与主体构筑协同育人格局，进而彰显数智技术与“大思政课”耦合发展的独特优势，达成技术赋能“1+1>2”的育人实效。

新秧歌运动是延安时期由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救亡运动背景下组织、引导的，在陕甘宁边区孕育和发展起来的一场声势浩大的大众文艺运动。新秧歌运动通过秧歌剧的形式宣传了党的理论主张，激发了边区人民的抗日热情，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文艺工作中的优秀典范。从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文艺工作的直接指导再到陕甘宁边区文教大会对人民文教工作的讨论，轰轰烈烈的“秧歌下乡”运动逐渐发展成了全民参与的“乡下秧歌”浪潮，工农兵登上了秧歌剧的创作舞台，成为了新秧歌运动的主角。而工农兵成为秧歌剧的创作者，得益于边区文艺政策的引导和物质条件的改善，也得益于外部条件改善所激发的创作能力和创作欲望。

全面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教育部先后在大后方创设34所国立中学。办学八年，国立中学在提升中等教育水准、助推高等教育发展以及推进中西部文教和社会发展方面发挥了深远影响。鉴于目前少有从兴学育才的视角梳理与考察抗战时期国立中学大后方办学理念与实践的专门研究，选择1938年创办，1946年复员，始终坚持在甘肃天水办学，最终形成优异的办学质量，作育大批优秀人才的国立第五中学作为研究个案，以学校办学历程为主线，综合运用文献史料，还原与再现烽火年代国立五中艰难办学和作育人才的历史图景，加深对其遵循教育规律办学，重视培养学生全面发展教育理念的认识。国立五中在八年办学实践中形成了重视培育抗战精神、重视延揽品学兼优之良师、重视文化育人、重视积极影响大后方建设等办学特色，足资后世借鉴。深入研究国立五中的办学育人实践，既有助于传承与弘扬抗战文化与抗战精神，也可为推进和深化当前中学教育发展与改革提供历史借鉴。

《金瓶梅词话》先后共记梦17则，呈现出数量多、内容丰富的特点。《金瓶梅词话》中的梦受原始宗教、道教、佛教等思想的影响，表现出灵魂崇拜、浮生若梦、梦显因果、梦示轮回的思想。这些梦带有浓厚的宗教文化意蕴，寄托了作者创作的心理情感动因，表明了作者对于天命、鬼神的崇拜，展现了作者对生与死的宗教关怀。而对于梦的处理方式，或用传统的梦占吉凶，或用道门符咒厌梦，则是明代民俗及道门科仪的真实再现。

<正>由中国《金瓶梅》研究会(筹)和陕西理工大学联合主办、《明清小说研究》编辑部协办的第十七届(汉中)国际《金瓶梅》学术研讨会于2023年6月16—18日在陕西理工大学举行，来自中、日、韩、新加坡以及中国台湾地区的近90位学者采用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进行了学术交流。这次研讨会的主题有：《金瓶梅》作者、成书、版本及评点研究，《金瓶梅》文本研究，《金瓶梅》文化研究，《金瓶梅》比较研究和《金瓶梅》传播及学术史研究等，研究的内容有所拓展，在研究方法方

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律概念的界定问题上，关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相关事项的地方立法采取了概括式、列举式和概括列举式三种表达模式。地方立法遵循明确本质属性、立足历史实践、突出典型特征等逻辑进路，在很大程度上保证和增强了事实与规范的相对称，使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名实关系”达成了相对“统一”。目前正在制定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在界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律概念时，应当吸收地方立法经验，兼容并蓄，择善而从，同时还应当处理好其与宪法规范的关系，实现与特别法人定位的有效衔接，正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分化问题，重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其他经济合作组织的区别，以确保法律概念界定的科学性和适用范围的准确性。

《金瓶梅词话》具有鲜明的“倚夜”结纂特征。小说中大量的涉夜文本，呈现为写实、修辞、象征三个层次的文本形态。它不仅是日常夜生活的生动写照，也有意识地运用月、灯烛等光源构建小说叙事，摹写人物形象，营造小说氛围。此外，小说还透过夜宴、元宵观灯等渲染夜晚的瞬息繁华、如梦似幻，彰显“到头一梦，万境归空”的悲凉意蕴，赋予小说鲜明的“寓言”特征。可以说，“夜晚”是我们阅读《金瓶梅》、打开小说之门的一把钥匙。

本来，认为袁中郎的《董思白》一信写于万历二十四年，是所有袁中郎研究者的共识，也并非是韩南、魏子云两先生的独创。只要承认这一系年，那《金瓶梅》传世的第一信息就在这一年，无可争辩。周先生为了挑战这一说法，特别挑出了韩南、魏子云两位先生的大名，无非是为了表示“自觉追求”“与权威的论争中创新”是他从事研究的“信条”。但妙的是，他用以否定“万历二十四年”的立论根据，恰恰是用了韩、魏的所谓“共游”说，而这个“共游”说又恰恰是被他硬按给韩、魏头上的，无非是借用这两“权威”来为自己壮色。这就在同一个问题上，他处在既要挑战两权威，又要借重两权威的矛盾境地。在论述中，不但虚造了韩南说过“共游洞庭山”的话，而且又误读或曲解了一系列的文章。其关键是，陶石篑两次来苏州，明说万历二十三年的那次没有游洞庭，二十四年他带了一批亲朋好友游洞庭。袁中郎的诗文谈及二十四年陶游洞庭时，都表明自己在病中，未曾陪同。袁中郎另有一篇《西洞庭》写的是后来他一人游洞庭。所以，陶与袁从未“共游”过洞庭。周先生既没有读懂《董思白》,又误读了《西洞庭》,在虚构的韩、魏“共游”说的引导下，就咬定陶、袁“共游”过；既然他们“共游”过，那不是二十四年，就一定是二十三年了。于是“第一信息”就来自万历二十三年了。从中可见，做学问不能从打倒权威出发，而是要从求真求实出发。用材料说话，还要读懂材料，要有实事求是的学风。写这篇文章，特与周先生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