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伪装是指人在网络世界中对包括身份、个性等在内的数字身体进行编辑，所做的技术化呈现。作为现代传播技术革新的产物，数字身体与自然身体在网络社交和现实社交中的融构作为人们的赛博格实践，带来了自我基于身体的认知、认同和价值观的分化与冲突。人们对网络伪装的矛盾认知可以网络社交中代具性的自我呈现为切入点，以此呈现网络社交中网络伪装通过身体技术干预人性的内核，研究发现，网络社交中基于网络伪装的社会认同分化与价值冲突是赛博格实践的必然，传统认同规则和价值观虽仍占主导地位，但网络社交的价值正在快速崛起并形成严峻挑战。

随着简牍资料的不断公布，对秦汉乡里制度进行区域个案研究已成为可能。通过梳理和校补史料，新发现秦汉时期汉中郡的乡有5个，分别是西乡、訇乡、壻乡、平乡、汉阳乡，时间均为汉代；新发现的里有11个，其中秦里5个：畜园里、康乐里、州里、辨阳里、乘田里；汉里6个：析里、平乡里、市阳里、故道里、官里、竹里。加上前人收集的13里，共计5乡24里。通过地名学分析可知，汉中郡的乡名以人文地理类名称为主；里名方面，秦代是自然地理类和人文地理类并重，汉代则以人文地理类为主。秦汉时期里的稳定性问题需要辩证看待。相关结论不仅有助于推进秦汉乡里制度研究，而且具有现实意义。

通过《传授经戒仪注诀·序次经法》所列的三部道教经典序次及其引用《上清太极隐注玉经宝诀》的文字，以解释学的视野探讨《老子想尔注》的诠释方法及特色，认为其作为教内学道者升至修炼成仙阶段的必读经典，对《老子》的诠释在原则、方法方面具有符合“解释者的历史处境所规定的”必然性和创造性，特别是“辞说切近，因物赋通”对信徒宗教体验既有无限开放性又有明确的神学导向，从而形成一部以神学思想诠释《老子》的道教经典，这正是《想尔注》最大的诠释特色之所在。

加快地方生态文明建设促进型立法不仅是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提出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国式现代化”的需要，也是不断推进生态文明法律体制完善的重要举措。结合促进型法律具有内涵的特殊性和行为的鼓励、引导、激励性，手段的非强制性和责任规定不过于严厉等特点，地方生态文明建设促进型立法应坚持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法治思想，强调政府责任和多元主体协调治理，注重制定引导激励措施，突出政府责任和社会资源整合的设定。在法律内容上主要包括总则性规定、政府责任、生态安全治理、激励与保障措施和法律责任五个方面。加快陕西省生态文明促进条例的制定与实施将会给陕西省的社会治理、经济发展、法治环境等各方面产生积极影响和显著的综合效益。

生态女性主义抵制二元对立的主宰逻辑和普遍主义导致的简化论，以传统研究视角而言，反思康德哲学是立论的必由之路。但我们在重新审视康德对男性——女性、理性——感性、人类——自然的看法，并且深入思考康德的普遍主义和生态女性主义的“特殊主义”能否实现兼容的问题之后，发现二者有一定的相通之处，存在隐而不彰的默契：一是康德哲学中非二元对立的特质与以普鲁姆德为代表的生态女性主义主张的二元“居间性”有相通之处；二是康德的普遍主义伦理学与生态女性主义强调差异的伦理学是形式与内容之关系，它们相互补充、相辅相成。这些论辩成果实际上存在着强大的思想张力，使女性主义理论和伦理学向新的可能性敞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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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词坛名家苏东坡的词作具有典型的叙事性。主要表现在词序与正文虚实相生、借典故暗含叙事语义以及借诗意叙事丰富词作抒情意蕴三个方面。作为宋代词坛将词序发扬光大的关键人物，东坡词词序进一步发展了序文补充说明正文叙事、提前暗示情感指向的写作手法。大量运用典故使东坡词在叙事方面不但暗含个人情绪与事件发展走向，在人物形象塑造方面，也暗喻着人物性格，具有丰富的叙事语义。苏轼“以诗为词”的词学观同样影响着其词作的叙事，即事寓情、意象联想与以神雅化的创作手段共同形成东坡词诗意叙事的审美内蕴。

居延汉简记录了大量的古代地名。考查这些地名，对研究古代政区因革、地名存废，乃至文化演进、制度变迁，都具有重要意义。载有陕西地区地名的39枚简牍中的39则简文，蕴含大量的汉代历史和文化信息。它记录了一些县名在书写时使用通假字的史实(如祋祤写作带羽，云阳写作霣阳);大量的里名为今人提供了已经消失的古地名线索。里名大都具特定含义，有描述性的，亦有记述性的，许多里名还被赋予道德引领的价值理念。众多地名和戍卒档案资料显示，汉代陕西地区除上郡外大量向河西地区征调戍卒，这与史家所谓“戍卒大部分是关东人，少数是本郡人”的观点不完全一致。简文中有关法律和戍卒身份、职衔、装备的史料，有的可弥补史书记载之不足。

晚清时期，金石收藏之风大盛。其时，赵之谦与沈树镛、魏锡曾、吴大澂等结成金石好友，他们由相识至相交，群体合力，形成以寻访金石、考证文字、刊刻著述为风尚的“京师金石文化圈”。作为汉中地域的著名碑刻——《鄐君开通褒斜道刻石》《石门颂》《石门铭》诸石刻，也成为他们重点搜访、考评以及在书法篆刻实践中追摹的对象。文章以沈树镛、赵之谦、吴大澂的题跋、信札、书法篆刻作品等为材料，结合当时闻人之年谱、日记，对赵之谦“金石朋友圈”的形成，赵氏以其好友对石门石刻的搜访和品鉴，他们在书法篆刻实践中对石门石刻的追摹进行考述，以期推进晚清金石文化史和石门石刻的研究。

《聊斋志异》中科考小说的情节设计不但体现了当时士人对科考的看法，同时也反映了个人、社会、政治等因素对当时科举考试的巨大影响。蒲松龄通过设置小说中士子以正常方式参加科考或考中的情节，呈现了当时科考制度的严苛要求，这也从侧面体现出士子们对获得经济帮助、精神支持的渴望，对无奈的道德命运观的感喟，对良好的先天条件和巧合的期盼，富有现实性。《聊斋志异》通过仙家、志怪、鬼神等光怪陆离的情节呈现了诸多以非正常方式或途径参加科考或考中的故事，富有奇幻性。《聊斋志异》真实再现了科举制度下，考生辛酸而复杂的心理和生存样态，文史互证为今人以历史的同情观照古人提供了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