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是历史上第二次宗韩高潮，也是韩诗经典化的重要时期。诗学领域，逐渐揭示韩诗在诗歌史上舟楫价值，确立其经典地位；文献领域，编选刊刻韩诗文献，替韩诗辩护，扩大韩诗的影响力，为韩诗经典化提供了文本保障；阐释领域，深入挖掘韩诗的性情面目与艺术价值，不断丰富韩诗经典化的内涵；创作领域，以韩诗为指引，寻绎清诗面貌，学韩模韩，彰显出韩诗的典范意义。在前代研韩基础上，通过诸领域的合力作用，至晚清完成了韩诗经典化的建构。

农业与旅游业融合发展是促进乡村产业振兴的重要途径之一。通过构建指标体系和耦合协调度模型，对2011—2020年秦巴山区山阳县农旅耦合协调水平进行测度发现：2011—2020年山阳县农业综合评价指数波动较大，总体呈下降趋势；旅游业综合评价指数增长迅猛，自2018年起已经领先于农业；山阳县农旅产业系统存在显著耦合关系，耦合协调度呈缓慢上升态势，经历了从濒临失调到勉强协调再到初级协调的演进过程。基于此，山阳县在农旅协调发展中应重视农业基础作用，巩固旅游业发展成果，引导农旅耦合尽快从初级协调阶段向更高阶段迈进。

在众多古蜀道中，金牛道长期居于主线地位。朝天，地处四川广元北大门，是古金牛道上的重要水陆节点。1989年9月，朝天成为广元市辖区——朝天区的区治所在地。筹笔驿，是唐宋金牛道上的著名驿站之一。溯源筹笔驿的由来历史，分析学术界关于筹笔驿相关的研究成果及存在的问题，采用文献法、田野考察法、方音互证法等多种研究方法，阐释论述了筹笔驿地望当位于嘉陵江上游东岸今广元市朝天区朝天镇军师村筹笔滩一带，确认“筹笔驿”非“朝天驿”。从微观角度对蜀道关岭驿铺地望等进行探讨、研究与修正，有助于增强蜀道研究整体性、协同性和科学性，推动蜀道研究向纵深发展。

李商隐一生漂泊寄幕，沉沦困顿，中年又遭遇亲人离世之痛。这些悲剧性的人生经历促使他形成多情易自伤的个性特点，由此创作出一系列含有虚幻朦胧梦意象的诗歌来表达内心感受。李商隐诗歌的梦意象虚幻缥缈、内涵丰富，可大致分为三类：神女之梦，表现其对美好爱情的向往与追求；理想之梦，展现其对建功立业的渴望；思归之梦，体现其对亲人和家乡的深切思念。这些含有梦意象的诗歌真切展现了李商隐幽微隐秘的内心世界和情感，同时也形成了其诗歌朦胧多义、含蓄蕴藉的独特风格，对后世婉约词的创作与发展有一定影响。

黎锦熙是中国近代著名学者，他在随校西迁陕南之际，利用自身专业知识积极服务于地方发展。作为中国“拼音之父”,黎锦熙献身于国语运动和语言文字的研究与推广工作中，组织西北联大师生以注音汉字为工具积极实施社会教育，提升了抗战大后方民众的文化知识水平。作为著名方志学家，黎锦熙撰写完成《方志今议》并以此为纲指导完成了民国时期陕西五部地方志的编撰工作，迈出了文化界抗战建国的重要一步。作为著名教育家，黎锦熙以校训为基础撰写西北联大校歌和校史，进而淬炼出独特的战时大学史观，为抗战大后方高等教育的发展提供了重要思路，成为战时大学的重要文化精神标识。这些工作既展现了战时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自觉与使命担当，同时也承担起了战时大学服务社会的重要职责。

徐诵明是我国最早的病理学家，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他先后执掌北平大学、西安临时大学、西北联大、同济大学及沈阳医学院，为颇负盛名的中国早期高等教育事业的重要奠基人之一，被誉为“中国大学校长的典范”。依据上海图书馆《中国近代文献资源总库(〈全国报刊索引〉)》数字化文献资源库，以“徐诵明”为检索词进行检索，发现并整理出《大公报》有关徐诵明的新闻报道材料62条，予以数据统计分析，揭示其年度报道规律；并结合《大公报》关于徐诵明的新闻报道材料，对其事行予以内容分析与主题揭示；另从文献学角度，对于如何利用好民国中文报纸文献，及其此类资料挖掘、充分利用的技术方法予以初步探讨。

反讽作为德国早期浪漫思想的关键概念，其包含的形而上学观，既不同于费希特唯心主义知识哲学，也不同于黑格尔绝对唯心主义哲学。德国早期浪漫派主张通过断片式的反讽，通过没有封闭式结局的无限否定和无限生成，让人摆脱有限性现实的束缚，以间接地感受形而上学“绝对”。但这个绝对本身是无法被主体把握的，它只能作为调节性的理念来起作用。与此同时，主体也在反讽中意识到自身处于特殊与普遍、有限与无限融合的矛盾状态。与此相适应，浪漫主义反讽式的艺术作品常常用一种表面上的自我否定、混乱或断片来表现无限，并要求作者与艺术保持距离，追求一种形式上具有自我指涉性的反思艺术。反讽集中体现出德国早期浪漫派思想与同时代古典哲学思想不同的是富有浪漫主义的诗化哲学风格。德国早期浪漫派试图用艺术、美学与直观，来补充哲学反思在弥合主客观矛盾以及抵达无限性方面的不足。

“神”在《文心雕龙》中出现次数颇多，刘勰“神”论上承老庄哲学的论“神”思想，受魏晋时期“形神之辨”风气的影响，刘勰赋予“神”系统深刻的内涵，拓展了“神”这一范畴的多义性、丰富性和深刻性，使“神”成为中国古典诗学一个重要的范畴。在文学产生阶段刘勰把超自然的“神灵”作为文学的描写对象，解释了作为文学规律的“神理”;在文学的创作阶段刘勰剖析了“神与物游”的想象和“神用象通”的灵感，强调了人的精神在文学构思中的重要作用；在文学的接受层面刘勰提出凸显自然之妙的“神妙”和以情为本的“神理”,深化了文学的审美意蕴。《文心雕龙》的“神”范畴对后世的文艺创作和文艺理论都产生了不可忽视的价值。

“70后”作家的“寻根”情结，对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寻根文学”表现出了传承与新变。这种改变与社会文化语境的变化，“70后”作家的历史感，和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兴起的怀旧情绪有关，总体上表现为“寻根”私语化的倾向。小镇“寻根”是“70后”作家“想象原乡”的主要方式，通过表现地域色彩，对比异乡与故乡，塑造小镇“围城”,和将小镇作为中国社会的横切面，“70后”作家以此打造故乡的文学地理。“70后”作家的“寻根”落实在“原乡文学”的述作传统之中，会发现其特殊性在于引入了高速城镇化的背景。“原乡情结”缘起于对现实的失落，他们在抱怨故土难寻的同时，又执拗地钟情于“纸上还乡”。这也体现了“70后”作家对于青春不在的隐忧。

准确测度我国陕南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于陕南地区数字经济实现持续、稳健、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参照国家统计局颁布的《数字经济及其核心产业统计分类(2021)》,从发展环境、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三个维度构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利用熵权法对2015—2019年陕南地区各地级市的数字经济发展情况进行测算和评价。结果表明：陕南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逐年稳定上升，其中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指数的上升是其核心驱动力，而发展环境指数的下降减缓了发展速度；各地级市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存在显著差异，呈现出汉中领先、安康次之、商洛最末的发展格局；安康和商洛的发展水平相对落后，但其发展速度较汉中更快，具有较大潜力；各地级市在数字人才培养和数字支出方面整体呈下滑趋势，数字服务业成为陕南地区的重点发展领域。据此提出陕南地区数字经济发展的对策建议：优化数字经济发展环境，夯实数字化产业基础，推进产业数字化全面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