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民族主义是当代中国民族主义的新形态。近代以来积淀的“落后就要挨打”的忧患意识、当前西方技术霸权主义的刺激和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渴望，是当代中国技术民族主义出场的重要原因。当代中国技术民族主义在现实中表现出复杂样态，产生了积极与消极交织的社会影响，这就要求我们要对当代中国技术民族主义进行积极的思想引领，包括引导人们在认知上清楚中国坚持自主创新的高科技发展之路、正视中国科技领域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引导人们在言论上朝着理性合法的方向发展，引导人们将维护民族利益的情感转化为守法爱国的实际行动。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抗击新冠疫情的伟大斗争，铸就了伟大抗疫精神。伟大抗疫精神是伟大民族精神、伟大建党精神、伟大改革创新精神的历史传承，拥有鲜明的政治立场、精诚的团结意识、坚定的理想信念、求真的科学精神、勇敢的改革气魄、广博的大同情怀等优秀时代品格。中国共产党立志为中华民族建立千秋伟业，必须在精神上站得住脚，我们要大力弘扬伟大抗疫精神，着力培育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的爱国情操、民本意识、担当精神、改革创新精神、团结精神、大同精神，锤炼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的精神气质，推动伟大抗疫精神赓续发展，为党和人民走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提供永续精神动力。

在民事诉讼掉包纠纷案件中，对于此物是彼物、此物非彼物的举证证明责任应当由何方承担这一问题，学者们观点不一，有的主张由买方证明商品未进行掉包，有的主张由卖方证明商品已进行掉包，并且在司法实践中对此类纠纷的处理也呈现出同样的两种态势。此类问题长期横亘在买卖双方之间已成顽疾之势，给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十分不利的影响。建立在相关学说和相关司法判例基础上的综合分析表明，由卖方对此物非彼物承担举证证明责任较为合理，更利于以现实困境为基点应对和解决纠纷。这不仅有利于在法学界形成解决此类问题的共识，亦有助于社会主义和谐市场的发展。

获取当下农村小学师资构成的准确数据及教育教学相关信息，既是廊坊市政府及教育主管部门铺就农村小学教师职后发展路径的现实基础，也是制定高质量的廊坊市公费师范生人才培养方案的前提条件。为此，项目组依托问卷星，对廊坊市辖区内9个区市县农村小学教师进行了线上调查及访谈，回收有效问卷7 590份。数据表明，目前廊坊市农村小学教师结构存在性别比例严重失衡，术科教师匮乏，教师教育技术掌握不足，教师对薪资、工作环境、乡村教师补贴政策及学校评优和职称评定制度满意度一般等问题。建议通过建立“退役军人教师培养”制度、合作地方高师、推进“数字教育”及外在激励与精神成长同步进行等措施，有力推动农村小学教师队伍专业发展。

日本著名中国史学者内藤湖南曾在其任教的京都帝国大学开设“中国史学史”课程，课程讲义及学生笔记经后人整理出版为《中国史学史》一书。内藤湖南授课时往往会以大量的中国史学著作作为参考书。从《中国史学史》的内容来看，内藤湖南用作参考的著作主要有《廿二史札记》《史通》《文史通义》《四库全书总目》的史部提要等，可见其史学史研究深受中国古代史学的影响。但在参考和引用的同时，内藤湖南也会就上述著作及其著者阐发自己新的思考，其中亦不乏极具个人特色的创新。

廊坊迎春酒是廊坊本地知名的品牌酒，其历史最早可追溯到清光绪年间，百余年间历经五代人的传承与发展，形成了廊坊地区内涵丰富的酒文化。其传承谱系清晰，酿造工艺兼具传承与创新，色香独特，曾赢得了“北方小茅台”的美誉。作为一项省级“非遗”项目，迎春酒在传承发展中蕴含的劳动智慧、工匠精神及企业本身的品牌文化，具有独特的文化价值，对廊坊地方的经济文化发展有特殊的价值和意义。面对当前新的历史机遇，迎春酒应将其自身发展与廊坊地方的发展紧密结合，相互促进，彼此成就，这对迎春酒业和廊坊地区未来的发展都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以迎春酒为例探析地方酒对地方发展的作用和意义，也可以为其他地方酒类的发展提供借鉴与启迪。

作为市民社会的基本法，《民法典》的出台必然会给其所在的法律系统及受法律规制的社会带来全方位的影响，包括民法调整领域的基本确定、个人本位与社会本位的调和以及私人权利对政府权力的约束等。这对以市场经济为规制对象、以政府为规制主体、坚持社会本位的经济法规制提出了新的理论要求。《民法典》形塑的“民法国家“”社会本位”和“市场主体”观念，蕴含着协同规制、服务规制和有限规制的理念，这要求经济法规制应当以保障新型协同关系为价值准星，以服务社会契约法益为终极追求，以克制政府权力滥用为“底线道德”。为应对规制目标、价值取向和规制原则上的新要求，经济法规制首先要在规制理念上有所创新，树立起在风险社会中多元主体共担责任、共同治理，但又各负其责且有一套理性构建的法律制度为保证的规制理念。如此，经济法规制才能在民法典时代更好地促进经济法宗旨的实现，从而使社会契约法益最大化。

“音乐会”作为古代音乐的活化石，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掘和保护工作中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与扶持，但目前来看，其生存与发展仍存在很大困难。对个中症结，如果从“音乐会”会员的主体感知层面深入探析，无疑可以有一个更清晰的呈现。作为“音乐会”的传承主体，会员们对演奏这种特殊音乐的历史自豪感缺位的无助、对现场荣誉感降低的失落、对经济补偿不足的失望、对代表性传承人人选的质疑、对当下变革与固守的茫然，都作为内因深刻地影响着音乐会的传承与发展。廊坊市安次区有多支“音乐会”列入国家级、省级、市级“非遗”名录，且在众多的冀中“音乐会”中颇具代表性，对其进行深入考察，能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大多数“音乐会”的主体性困境，为今后可以更好地保护和扶持这一优秀的传统文化寻根求源。

江西上饶时期的《前线日报》是文艺民族形式讨论的一个重要阵地，先后刊发了16篇讨论文章。其中8篇文章是直接回应“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议题的，其他的文章，有的探讨大众化问题，有的探讨民族形式议题的提出问题，有的探讨民族形式的建立与民族间文化交流的关系问题。《前线日报》是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第三战区长官司令部的机关报。它作为国民党军方主办的报刊，之所以能够刊发共产党人阵营的文章，主要是由办报者群体、文章本身和文章刊发版面等多种因素所共同促成。而以国民党背景的报刊为主要刊发阵地，这也是整个东南地区文艺民族形式讨论的一个非常突出的、共同的特点。

文学制度是现代性带来的制度性分化的产物，文学评奖作为文学制度的重要方面，必然也会折射出现代性的困境。我国作为后发现代性国家，对现代性的诉求更为迫切，现代性的流变性和易变性对文学评奖的影响也就更为突出。因而，文学评奖如何通过具有某种超越性的价值体系的建立，在一定程度上为不同语境中的文学活动提供某种方向，就是需要我们去思考和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