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教育的发展需要高师院校培养“首岗胜任”的人才，教育部开展的师范专业认证提出了“学生中心、产出导向、持续改进”的理念，现实和认证要求均指向人才培养目标要达到“学用结合”。在以“接受学习”为主要活动形式的课堂教学中，以静态教学促进学生动态成长，塑造“能说会做”的合格“产品”和“成果”，设计并实施生成性的教学策略就成为核心与关键。以往的人本主义、认知主义、建构主义和范例教学理论可以为生成性教学策略提供相应的学理支撑，而具体到实践中，还要处理好课程目标的对标定位和教学设计的动态生成。继而，在“持续改进”的理念下，相关改革还需要不断走向深入，从理论到实践，从课内到课外，共同促进“成果导向”目标的达成。

顾颉刚的古史观念，近百年来遭受了多方面的批评，从最初攻击他“抹杀”古史，到指责他不懂考古学、社会科学，“只有破坏，没有建设”等，批评视角不断变动。实际上，顾颉刚治学有他个人的旨趣，对伪古史的“破坏”，正是为建设可信古史做扫除工作，他本人也从未放弃对治史求真的追求。至于研究中运用“默证法”，顾氏本人早就作出过答辩。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迅速发展，各地对名人故里的争夺进入白热化阶段，多地争夺一位历史名人的现象经常见诸各类媒体，甚至一些传说和小说中的人物也被当作历史名人争来夺去，乱象纷呈。名人故里之争表面上看是各地对历史名人这一历史文化资源的争夺，其本质则是希望以历史名人为突破口，提升地区影响力，增加竞争筹码，进而实现区域经济、社会、文化的多途发展。为了使名人故里之争回归理性，学术研究必须实事求是，地方政府不能盲目跟风，民众必须理性思考。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中华优秀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真正实现经济、社会与文化的和谐共赢。

第二次布尔战争是英国与德兰士瓦共和国和奥兰治自由邦之间发生的一场战争，这场战争引起了美国公众与媒体的极大关注。围绕布尔战争引发的争论，暴露出当时美国国内族裔间的分裂以及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等问题，同时也反映了当时美国国内关于外交方向的博弈。对国际政治和美英关系的考量主导了美国政府对布尔战争的政策，使得美国政府始终坚持偏向英国的所谓中立政策。

从1955年动画电影《骄傲的将军》成为“中国学派”的创举之作，到1964年标志着“中国学派”成熟的作品《大闹天宫》问世，到1983年的《天书奇谭》，再到2016年的《大鱼海棠》、2019年的《哪吒之魔童降世》等，中国动画电影以极具民族化的表现方式成就了“中国动画学派”的辉煌。这种民族化的表现方式最显著的特点就是戏曲元素的运用，通过借鉴戏曲的程式化、虚拟性、节奏感等形式化特征以及脸谱、打击乐和念白等元素，形成了“中国学派”动画电影的民族化风格。

刘荣恩是1930—1940年代平津地区学院诗人的代表。抗战爆发后，刘荣恩跟随南开师生从天津向南方迁移，在“行苦路”的过程中，诗歌写作成为他拯救自我灵魂的方式。而刘荣恩因故折返天津后，又倾向于将诗歌写作视为一种“自我保存”。透过刘荣恩作品的“忧郁”表象，可以窥见一颗执着追求艺术之美、生命之美的心灵。对刘荣恩的生平史料与诗歌作品进行挖掘与探究，能够揭示抗战时期平津诗人在时代背景下的心态变化，体现抗战时期诗歌写作的多样性。

当代电影理论家麦茨的第二电影符号学即电影主体符号学，是对其第一电影符号学即电影结构符号学研究的深化与超越。影院机制诱发观众的欲望，将之制造为窥视癖者和恋物欲者。通过对“象征界”中他者欲望的认同亦即对自我欲望的认同，电影制造了它在“象征界”的权威地位，进而形成了观影主体的他者主体性。作为“最理想的能指”的电影，隐蔽地使观众丰富多样的自我意识被化约成了单维的视觉性意识，亦即形成了主体意识的片面视觉化。镜像效果机制催动的观众认同机制，是观影者自我主体失落与建构性主体生成的关键环节。正是经历了电影镜像认同后，观影主体的自我意识才开始走向了被篡夺的道路。

1861年秋天，南部同盟特使詹姆斯·梅森和约翰·斯莱德尔乘坐的英国邮轮“特伦特号”在巴哈马附近海面被美国海军截获，美国海军在带走梅森和斯莱德尔后将邮轮放行。这一事件在大西洋两岸引起轩然大波，美英两国围绕“特伦特号”事件进行了紧张的危机外交。最终“，特伦特号”事件以美国释放梅森和斯莱德尔而告终。这是一个双赢的结果：英国在国际社会赢得了面子，大英帝国貌似依然神圣不可侵犯；而美国则赚足了里子，在“特伦特号”事件的外交交涉中，英国的政治家要求美国释放两位特使的依据，恰恰是自杰斐逊时代开始美国一直在争取的海上中立权利。更为重要的是，“特伦特号”事件的和平解决，排除了英国对美国内战可能的干预，为美国联邦政府平定叛乱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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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狼牙山五壮士”系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涌现出的一个战斗英雄群体，是得到习近平总书记高度赞誉的“中国人民不畏强暴、以身殉国的杰出代表”。在艰苦卓绝的战争环境中，各抗日根据地党、政、军领导对于这一英雄集体隆重、盛大、高规格的表彰纪念，以及众多宣传机构和文艺团体的工作者对英雄事迹及时、迅速的报道和精彩、深入的宣传，都发挥了空前的榜样示范效应，极大地鼓舞了边区军民的抗敌斗志和必胜信念。从革命战争年代到和平岁月，涌现出的众多“狼牙山五壮士”式的英雄集体，凝聚、升华成为新时期的“狼牙山精神”和“中国军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