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 诸葛亮最后一次攻魏,史称“由斜谷出”。这里所说的斜谷,通常指褒斜道而言,如汉《石门颂》摩崖中有“斜谷之川”和“诏书开斜”之句,其“斜谷”和“斜”皆为褒斜道之简称。此道累见于史,且为今人考古调查所证实。其南起汉中褒城,北至郿南之斜峪关,因褒斜二谷而得名,全长四百七十余里。但诸葛亮治乐城,乐城在城固,征之于史,其出兵五丈原,当取道城固,而不经褒谷。为了说明这个问题,就得考

<正> 杜甫在夔州只住了一年零九个月(766四月—768正月)就搬了几次家。他究竟搬了哪几个地方?它们的具体位置在哪里?又为什么搬?弄清这个问题,对于研究杜甫在的夔州的思想和生活不无意义。历来注家已作过许多有益的考证,但也有一些可能由于对白帝城和夔州一带的地理环境及历史沿革缺乏实地调查研究,故难免偏执一说,或人云亦云。这自然与年代久远,缺乏实物资料(如陆游在东屯高斋见过的“大历中故券”)分不开的。不过,我们还是可以从杜甫的诗作入手,结合夔地的具体环境来进行探讨,作

<正> 一、句群的意义和作用1.1 句群是由一组在意义上有紧密联系而又各自独立的句子集结而成的语言使用单位。它是句子在语言运用中集群化的结果。在人们运用语言传递信息交流思想的过程中,句子只是一个相对独立的语言使用单位,它只能表达一个比较完整的意思,完成一次较为简单的交际任务。然而,人们的交际活动并不是完全采取这样简单的方式进行的,而是要通过说一段话或写一篇文章这样的语言片段来完成一次传递信息交流思想的任务。因此,不管是发表议论或商讨工

<正> 温庭筠入蜀事,两《唐书》本传得唐末,五代,宋野史杂闻均无记载,清曾益、顾嗣立等筏注《温飞卿诗集》亦未曾提得。然而其诗集中确有作于蜀地之诗,是温庭筠入蜀之明证。近人温廷敬《温飞卿诗发微》一文最早提出入蜀问题。其《锦城曲》题下注云:“别集卷八有《旅泊新津寄一二知已》诗,知飞卿固尝旅蜀。此诗必旅蜀时作。”按《锦城曲》有“蜀山攒黛留晴雪、簝筍蕨牙萦九折”句。据《元和郡县图志·剑南道》,蜀山、位于西川茂州;九折,即九折坂,属西川雅州。又,新津属蜀州,归四

<正> 在研究感性认识过程中,一些哲学著作把感性认识区分为感觉和印象两个环节,更多的哲学著作则把感性认识的发展过程描述为感觉、知觉和表象三种反映形式。后者虽然没有把印象作为一种特定的反映形式,但也不乏使用这个概念。只不过,有的把印象和感觉溶为一体,有的把印象放在知觉的位置,有的把印象和表象等同起来,有的则认为,印象是知觉和表象的合称。从广义上讲,印象不仅指整个感性认识,而且包括一切“形象、观念、思想”。它不但是认识论研究的对象,而且是心理学研究的对象,这是众所周知的。问题在于,

<正> 庾子山究竟属于南朝士族中的哪一阶层,这是目前研究界尚未重视的问题。杨白桦在《论哀江南赋及其序》中,把子山作为“士族名流”与“高门甲族”等同起来;日本学者横山弘在《庾开府传论稿》中,又把北来贵族看作一个整体。因了“北来贵族又是南朝贵族制的轴心”,故称子山“基本是处于南朝世族的中枢之内”。然而,南朝士族内部,不仅有北来贵族和江南士族之分,还有高门甲族、中等士族、寒士等严格的等级差别。由此区别,他们在政治地位,社会地位以及处世态度上,不仅同中有异,有

<正> [一]《西游记》中的孙悟空,本领非凡,出神入化,但是倘若他一旦丢失了金箍棒,任凭他天大本领,也难免赤手空拳之忧,只落得垂头叹气。因此,从早就留下一句俗话:“猢狲没棒弄”——立时威风顿减,活画出他那嗒焉若丧的没奈何之神态。可见这支棒的关系,非同小可;西天路上,七十二难,妖魔鬼怪,哪一个不是见棒心惊,闻名胆战?自古英雄,都有自己爱使的一件兵器,得心应手,所向无前。关云长的刀,李逵的斧……谁能数得尽!但是孙大圣,却单单让他选取了一根“金箍”之棒,端的是何缘故?

<正> 蜀道难李白自幼胸怀大志,一心要将他的文才武艺奉献给国家,实现济苍生安社稷的理想。但从二十四岁辞亲远游以来,到了三十岁还没有找到能够拔识他这匹千里马的伯乐。他以为在地方上找不到出路,到京师一定能如愿以偿。于是便在开元十八年从他婚后寄居的安陆上了长安。谁知到了天子足下仍然不得其门而入。不但到处碰壁,而且受人欺负,甚至险遭毒手。他只好在第二年败兴而返。这就是一入长安。一入长安的经历使李白对朝廷所谓的广开才路,大失所望。在此期间,他接连写了好些诗篇抒发他怀才

<正> 一九六○年到一九六四年前后,戏剧界展开了一场关于历史剧的争论,争论的焦点,是历史剧创作中关于史实与虚构的关系问题。当时众说纷纭,现在也无须一一详述,但其中有一种意见,认为历史剧描写历史人物,应该与历史人物一模一样。即以写历史人物岳飞为例,认为对岳飞的封建忠君思想与岳飞的爱国主义思想应该并重,甚至认为岳飞的爱国主义思想是通过封建忠君思想(忠于宋高宗赵构)表现出来的,因为赵构是代表当时整个国家民族的。所以描写了岳飞的封建忠君思想(忠于投降派赵构)也

<正> 《史记》“三家注”对该书词义、语法注释作了大量的工作,对古笈训诂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这是人所共知的。但这些注释不是《史记》“三家注”的主干,它的主干放在了人名、地名的考证和史实的考核上。虽然三家——南朝宋裴骃集解、唐朝司马贞索隐和张守节正义处在不同时代,但在考证方面都恪守着严谨的态度,注释中出现许多“未详”、“今阙”等字样便是明证。可是该争辩处,后注又不断地对前注进行纠正、补充或从不同角度进行进一步的阐明和发挥。因此,作为考证注释,《史记》“三家注”为训诂学放射出奇异的光彩。下面我们仅就六个方面作以浅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