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京津冀协同发展已上升为重大国家战略,教育作为在社会发展中起基础性、决定性、先导性作用的因素,其协同发展必然成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一项重要内容。但在战略推进过程中,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面临着地区经济二元结构、行政壁垒障碍、体制机制缺位、资源缺乏共享等问题,因此需要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采取相应对策。

新媒介结合新兴人类,会使莎士比亚传播面临怎样的困境?以电影《莎翁情史》为例,可以尝试剖析媒介融合时代莎士比亚传播的问题:传播者需要注意高雅文化和流行文化的关系;需要处理好真实和虚构的关系;也需要考虑经典传递及跨文化意识培育的关系。

作为莎士比亚为数不多的着重刻画少数族裔人群的作品之一,《威尼斯商人》集中体现了以莎士比亚为代表的文艺复兴时期西欧人文主义者对待犹太人复杂而矛盾的态度:一方面,根植于欧洲社会的反犹排犹思想促使他们将犹太人的形象贬低成贪婪的利己主义者;另一方面,由于深受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的影响,他们又主张自由平等、维护人的尊严,表现出了对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犹太人的同情和关怀。莎士比亚在《威尼斯商人》中对夏洛克的刻画、描写,就充分体现了反犹主义倾向。

晚清时期的古诗文作品在汉字使用上呈现出古今杂糅、正俗通用的特点,《潄六山房诗文集》比较全面地体现了这一用字现象。具体来说主要有四种表现形式:对由于形体变异或造字方式不同而产生的异体字不加区分,同时使用;使用分化字的同时仍然使用分化前的原字;已有后出专字代替前代假借字的情况下仍承袭前代用字习惯使用假借字;由于读音相同相近或形体相近而写了错别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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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学界对世界通史编纂缺乏深入、系统的总结和反省,这已经成为制约世界历史学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当前中国历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是使民族性和世界性在更高层次上实现互动和结合,即在民族性中反映出世界性的走向,在世界性中体现出民族性的特点。作为中国历史学与世界历史学的交叉学科,中国特色世界通史编纂学无疑是能够更好地反映中国史学的民族性和世界性内涵的最佳结合点。建设中国特色世界通史编纂学是中国史学界构建反映时代特色和民族内涵的世界历史研究话语体系的重要举措,代表了中国学术既立足建设中国人的精神家园,又观照人类未来前途与命运的深沉文化追求。

北岛的《回答》是中国当代诗歌的经典文本,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北岛作为经典诗人的地位。多年来评论者多从代言人、历史批判、怀疑精神等方面对之进行分析,这些角度造成了北岛诗人形象的"符号化"。近年来,北岛本人及一些评论者置身于"去政治化"的语境,站在纯诗的立场,对《回答》作出了反思乃至重新定位与阐释。而这些反思和重新阐释需要进一步辨析。

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主要包括教育者、受教育者、教育内容、教育环境、教育模式等因素,且各因素之间密切相关。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教育者起主导作用,他们选择教学内容,运用教学策略;受教育者居主体地位,是教育影响的对象和教育的落脚点。这两者是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关键因素,因此,重点对其进行分析与研究并运用于实践,有助于将社会群体的要求内化为受教育者的思想观念,并自觉转化为良好的外部行为。

作为"新史学"的首倡者,梁启超对清代学术史的研究有开创之功。他早年在学海堂的学习经历及师事康有为,为他以后研究学术史打下了扎实的根基。在开创"新史学"时期,梁启超第一次涉足清代学术史研究,其《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的"近世之学术",是对清代学术全貌的第一次勾勒。此后的《清代学术概论》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则奠定了他在清代学术史研究领域的核心地位。他提出的研究和撰写清代学术史的理论及方法,影响深远,至今仍具有借鉴意义。

《山海经》在《汉志》中的分类一直是《山海经》及《汉志》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山海经》在《汉志》中被列为数术略形法类,这与《隋志》之后一直归入史部地理类的分类截然不同。《山海经》之所以在《汉志》中被归入此类,主要在于《山海经》在其时被认为是真实可信的,并具有相书的作用。汉代对外的交流和谶纬神学的盛行,《山海经》在流传过程中的自身改变等,也是其被归入此类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