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乐是雄安地区当之无愧的第一民间文化,拥有3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和近20项河北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中,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亚古城村古乐,其所包含的演奏曲和吟唱曲,最早可追溯到宋明时期的民间乐和宫廷乐,堪称民乐的活化石。对亚古城古乐源流的探索直接有助于我们对传统技艺和传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

孔子故里曲阜留下了众多碑刻文献,这些碑文记录了传统中国人连续不断的具有超越性价值的精神信仰。从历史角度考察这些碑文,我们不难发现,"天人合一"是传统中国人历史理论的出发点,是其核心价值观的基石;"修德"是联系"天""人"关系的纽带,是核心价值观的本质;"德"依靠"道统"传承与创新,是核心价值观的动力。

由吴汝纶点勘、吴闿生续成的《桐城吴先生点勘国语》中有"闿生案"27条,涉及到《国语》文字校勘、文字通假、文字改读、语词训释、句读、时代特征、文学描写手法、韦注评价等方面。通过逐条辨析可知,27条案语中既有与前人相同之处,也有吴闿生个人的见解,其中有些说法颇有益于《国语》研究,但有些说法也欠妥当。

对《世说新语》进行美学省察很有必要。《〈世说新语〉美学研究》有志还原中国古代审美探索自身的脉络,它以辩证的眼光、恢弘的历史感、立足文本的细致剖辨,表明不能武断地将《世说新语》归类为后世所谓的"小说"和"美学著作",而应该将其视作审美的历史转折点,充分理解其在独特历史坐标上的独特性。

"信仰"一词蕴涵着一种精神性的维度。孔子确立和奠定了此后儒家信仰的学问根基和精神方向,《大学》《中庸》《孟子》进一步做了义理化的阐发和诠释,宋明理学则发展成为一种更为精微的哲学性的信仰。孔子之"贵仁",孟子之"道性善",宋明儒者之体认天理、指点良知,都是在激发和唤醒人天赋内在的良心善性或道德本性。这就是中国人对人生的两大信仰。

海瑞是明朝著名的清官,历仕嘉靖、隆庆、万历三朝,先后担任过南平教谕、淳安知县、兴国知县、尚宝司丞、右通政使、应天巡抚等职,不管在何地、任何职,海瑞都进行了兴利除弊的改革,而且,其改革的矛头从来都是首先指向自己,这是海瑞改革的重要特点之一。

博尔赫斯深受唯心主义哲学的影响,否认物质世界的存在,把现实与非现实看作一个整体,认为它们同属于观念。他还把文学看作是现实世界的一部分。他的现实观具有柏拉图所偏爱的精神的实在性、不变性和永恒性。他在创作中采用各种方法力避现实主义文学的书写策略,主张写幻想小说,不写长篇小说,少写历史、政治题材,不写心理小说,这些策略都不只是文学形式的选择问题,从更深层上讲是由其独特的现实观所决定的。

"十七年"文学研究在当代文学研究中相对冷落,很多研究者因其政治性强、作家的艺术水准参差不齐而有意回避。《"十七年"河北小说研究》在具体详细的资料基础上展开,突破了"十七年"文学研究惯用的政治视角,采取了具体的、交叉的、微观的角度,综合了政治、地缘与性别三重视角,对地缘文化研究、性别文化研究都具有启发意义。

前贤关于《左传》预言的研究,有三个基本共识:一、预言是否应验是作者采用预言的唯一标准,验则取,不验则不取,并且作者好奇验的预言,主观上一定是希望所有预言都是应验的;二、凡应验的预言,一定是作者看到了预言结果;三、凡不验的预言,一定是作者没有看到预言的结果。然而,考察《左传》全书,将预言分类研究,可以发现,作者取舍预言,并不以"验"或"不验"为标准,而是取决于预言是否符合一般事理、是否遵"礼"、是否重"民"。凡符合事理、遵礼、重民的预言,虽然不验或无法验证,作者均承认其合理性而加以记录。反之,则即便应验了,作者也驳斥其不合理性。在"民""礼"和"事理"这三个标准中,"民"是最高标准。因此,从预言中可探知作者之重民思想,而将其作为判定成书年代之依据,则有待商榷。

二元论框架下的现代主义导致了人的身心分离、人与自然的分离。生活在工业革命上升时期的英国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华兹华斯以诗为器,强烈抗拒现代主义、抗拒身心分离。他的诗学中体现出一种生态后现代的意识:宇宙是个和谐系统,万物都有灵性,是自主的、独立的、相互依存的、相互尊重的,所有的一切都在宇宙运动的大系统中,人类的命运与风雨云电及花草树石的命运相互影响,展现了身体(身心)、自然与地方(每一物的生存与发展的环境)的关系。他对科学技术比较反感,认为人性被现代工业文明扭曲、异化,失去了人性的本真,认为在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中,人们无法体验精神自我,导致了精神和肉体、人与自然的二元对立。他的诗歌中处处体现着这种焦虑,只有返回自然、回归宇宙系统,在恬然的状态中找回人类的精神自我,才能寻回现代人内心的宁静以及身心的和谐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