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前贤关于《左传》预言的研究,有三个基本共识:一、预言是否应验是作者采用预言的唯一标准,验则取,不验则不取,并且作者好奇验的预言,主观上一定是希望所有预言都是应验的;二、凡应验的预言,一定是作者看到了预言结果;三、凡不验的预言,一定是作者没有看到预言的结果。然而,考察《左传》全书,将预言分类研究,可以发现,作者取舍预言,并不以"验"或"不验"为标准,而是取决于预言是否符合一般事理、是否遵"礼"、是否重"民"。凡符合事理、遵礼、重民的预言,虽然不验或无法验证,作者均承认其合理性而加以记录。反之,则即便应验了,作者也驳斥其不合理性。在"民""礼"和"事理"这三个标准中,"民"是最高标准。因此,从预言中可探知作者之重民思想,而将其作为判定成书年代之依据,则有待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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