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较于其他文学形式，中国新诗积累了大量深层次的矛盾和理论困惑。为了解决中国新诗的困境，叶公超全面阐述艾略特的诗学，将其“非个人化”诗学和中国文学传统、新诗现实境遇结合起来，对其“非个人化”理论创造性地进行了延伸和扩充。这不仅体现在叶公超改造出有利于情绪表达的传统格律、以文本为本位的艺术世界，而且体现在他对读者接受过程中阅读困难的理解。叶公超的诗学在中国语境下实现了对艾略特“非个人化”诗学的创造性接受，并生发出了属于自己的诗学。

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对于“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的教学，有着诸多启示。从历史事实出发，客观地认识中国近现代的历史进程，这是理解中国近现代史的前提。从“整体”上认识中国近现代史，可以帮助学生对此段历史中的政治变革、经济发展以及社会演变等多个方面有一个较为全面的了解。而重视人民群众在近现代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则能使学生更好地了解国史与国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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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钊在阐述其史学思想的论著中，多次提及了历史学与文学、哲学和其他社会科学以及自然科学的关系。基于唯物辩证法，李大钊在对历史学与其他学科的区别和联系的论述中，说明了历史学的性质、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李大钊不是就历史学而论历史学，而是将其置于近代科学的学科体系之中，这种用整体观点看待学术的思维，对我们学习和研究历史学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在中国早期史学的发展中，编年史《春秋》的出现无疑有着重要的意义。《春秋》的编年记录既显示为时间上的连贯性，同时又有着阶段性的区分，体现了将历史发展视作连续与断裂之统一的理解。《左传》在继承《春秋》编年史形式的基础上具有了更高的叙事连贯性，对所记载的众多史事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叙述，以凸显历史的整体相关性，从而构成了一个可以为人们所理解的过程。

在注重汉史研习的社会风尚影响下，在应对科举考试和深入参与明中叶的古文运动需求的推动下，唐顺之批选了《史记》《汉书》。唐顺之批选《史记》《汉书》的学术行为，既体现了其对《史记》《汉书》的认可和推崇，也在文字训诂、史事考实以及经世致用和“异端”史学思想方面表现出一些新的变化，从而成为明中后期相关史学思潮的有机组成部分。

理查德·霍加特是伯明翰学派的重要创始人之一。在《识字的用途》一书中，他以“民族志”方法考察并肯定了二战前英国工人阶级的文化生活：二战前大众文化环境是工人阶级大众持续生成自身阶级意识的土壤，也是他们抵御资本异化的生活空间。在对日常生活经验的文本化反刍中，战前工人阶级大众持续衍生着独特的文化身份；先人们生活经验中的社会意识和社会无意识则是大众文化发展的连贯性的历史性起点。相较而言，二战后席卷而来的文化工业则意在遮蔽工人阶级对生活经验的感知，企图建构匮乏现实意义的平面化社会来圈养大众。但大众并未自甘于灌输式的文化投喂，经由园艺、饲养和体育运动等各类兴趣爱好，大众亦在努力重新建构具有实践性内涵的文化氛围。

乾嘉时期，受崇尚学术的社会风气影响，上自王公大臣下至封疆大吏，招揽士人开设幕府从事编书、著书等学术活动的现象极为普遍。其幕府中许多学术活动成就斐然，对乾嘉时期的学术发展具有极大的推动作用。但是，乾嘉幕府以不触动官方的政治立场为原则的学术态度，使其学术活动缺少思想的开放性与独立性，也极大地限制甚至阻碍了新文化的产生与传入。

“国际金融”是大学经济、管理类专业的一门重要专业课程，具有很强的理论前沿性和应用现实性。在教学实践中开展课程思政建设，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精神，实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路径。在本门课程的课程设置建设中，需要根据课程的教学内容，构建“国际金融”课程思政的组织模块，从教学目标、教学活动、教学方法、考核评价等方面加以实施，与“思政”课程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

在构建城市团过程中，大城县中心地需要按照“一主+四次”发展格局，与腹地内以乡镇中心地为基础构建起来的次级城市团建立联系。大尚屯镇、留各庄镇、臧屯镇和南赵扶镇是大城县城市团内各子片区的核心，在推动全域城市化水平提升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大城县位于廊坊市行政腹地南端，不具有与廊坊市主城区直接高效互动的区位优势。为了在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谋求更好的发展环境，大城县需要提升与任丘市、河间市和青县等中心地的整合程度，进而与雄安新区、宁安片区、沧州市主城区建立联系，积极融入区域中心城市的发展进程中。大城县城市团的发展也需要在京津冀鼎足发展格局的“津石边”的构建方面做文章，为扮演好节点城市团角色创造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