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学界对普希金《渔夫和金鱼的故事》的评价逐渐形成一种阐释的禁锢，即普遍认为这篇童话诗基于世俗欲望叙事创造了多组二元对立的关系。这确实是该作品情节发展的基本趋向。但是，在这一显性的叙事进程背后，还存在多条隐性的表意轨道。从表面的情节发展来看，叙述者站在相对客观的立场阐述了欲望主题；而在隐性的表意轨道上，则以《创世记》为原型文本，其中的神圣叙事与世俗叙事既互相排斥又互为补充。在明暗相映的多重叙事进程背后，体现了普希金对理想人格的探索、对世俗伦理的超越和对精神自由的追求。

米兰·昆德拉的小说《慢》因其诡谲、荒诞的外表影响了中国读者接受和阐释的热情。然而，正是“诡谲”形式与“荒诞”内容的结偶配对，彰显了这部作品的艺术玄机。从结构主义视角来看，昆德拉通过表层结构中异时场景的突兀并置，使作品呈现出融合之美、反差之美、节奏之美；通过中层结构中虚拟叙事及其符号功能的运用，将构成小说内容和形式的所有异质元素凝结成了一个统一的整体；通过深层结构中的“存在之思”反思自由精英的人格缺陷，在“出神之讽”中揭露躁狂人类的灵魂迷失，在“速度之问”中批判资本世界的精神危机，显示出巨大的现实批判的力量。

“诠释学想象”或“想象诠释学”用来特指保罗·利科的诠释学，它是现代诠释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概念。实际上，从海德格尔到保罗·利科的现代诠释学发展过程也是“想象诠释学”的发展历程。在海德格尔的思想体系中，“想象”理论是通往其“存在”理论之径；伽达默尔晚年提出“诠释学想象”的概念，试图借此达到诠释学作为人文精神科学的新理论高度；保罗·利科则综合吸收并发展了以往的理论，在语言与行动中阐释想象，赋予“诠释学想象”认识和本体的双重意义。

郝振省主编的《中国近代编辑出版史》一书，成功书写了“大编辑出版史”，在中国近现代出版史已取得丰硕成果的基础上又实现了创新。该书既在宏观上厘清了中国编辑出版近代化的历史环境、发展历程、特征、作用，也在微观上梳理了近代重要编辑出版机构、编辑家、图书、期刊，还将编辑出版近代化置于中国近代历史变迁的大背景下加以考察，使中国近代出版史充实与形象起来，建构了一个清晰且饱满的关于中国近代编辑出版的结构体系。该书在探索“大编辑出版史”中体现出三方面的鲜明特色：以编辑专业化为线索，以人为本，探究编辑出版的近代转型；从“大”视野上下功夫，全方位梳理中国近代编辑出版史；基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代主流的大格局，凸显红色出版，探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出版事业的红色传统。

制度建设是中国红十字事业发展的重要保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中国红十字会在人民政府领导下完成改组，颁布会章，拉开了红十字会制度建设的序幕。随后，中国红十字会一面从组织建设的需求出发，系统提出制度建设的规划和构想并努力予以实现；一面结合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要求，在服务于人民群众的工作实践中推进制度的变革和创新。在主客观因素的共同推动下，中国红十字会制度不断推陈出新，不仅维护了红十字会得以继续存在的合法性，也为红十字事业发展提供了有力的制度保障。

在西方历史长河中，瘟疫常常与战争如影随形，因而也常被战争史著所关注。在众多西方历史学家的笔下，瘟疫在战争史叙事中长期处于一种“边缘者”的地位，直至现当代才被视作战争史的书写主题。瘟疫问题在西方战争书写史中的地位转变，是西方史学研究动态变化历程的具体体现。随着西方史学中年鉴学派、新文化史、全球史的兴起，战争史中曾被传统史学边缘化的瘟疫记述，逐渐上升为战争史研究的主题之一。

精英文学、高级艺术与生活的断裂造成了文学艺术发展的低谷，于是，向生活回归成为文学艺术发展的必然趋势。舒斯特曼倡导艺术的间性本质，要求恢复高级艺术与生活之间的关系，其策略是关注艺术的审美教育功能。艺术批判是完成艺术的社会—伦理功能的重要手段，“对话的知识分子”则是实现艺术批判的关键。

竹马作为一种民俗项目在不同历史语境中兼具着世俗性与神圣性的艺术二重性。大运河申遗成功之后，北运河流域“竹马会”“竹马传说”“竹马舞”等竹马文化中的地方性特征被挖掘并凸显出来。“竹马传说”因其“依附性”被广泛运用于非遗叙事及实践活动之中，转化为构建文化认同的有效资源。“金兀术跨马游春”“萧太后围猎”“崇祯测字”等传说叙事中的个体经验，经由重述、表征及再创造，成为北运河流域乃至整个中国的价值观念与文化认同的有效阐释。非遗语境中竹马文化在民间文化场域与官方话语“接合”中演化、博弈，在推动地域文化价值认同的基础上，寻求个体阐释与公共阐释之间的“有效阐释”，从而实现了竹马文化的多维度空间拓展、多元化面向展示。

媒体融合发展一直是我国新闻舆论工作领域深化改革的重点和中心，中国的媒体融合之所以在几年的发展中取得这样显著的成效，与其独特的发展逻辑密不可分。在政治逻辑、技术逻辑、社会逻辑、市场逻辑的多重推动下，我国的媒体融合正经由从内部融合走向内外兼融、从小融合走向大融合、从小循环走向大循环，向着搭建汇聚资源与服务以及具有综合优势的智慧全媒体平台、向着以主流价值为引领全社会共建共治共享共显的传播与治理体系进发。

纵观传统的父权文本，女性从来不是言说的主体。她们充当的是被描写和表现的对象，在文本中被他者化、客体化和对象化，而这种女性在文本中被言说的过程是在凝视的机制下完成的。印度女作家阿兰达蒂·洛伊在其所著的小说《微物之神》中，试图通过颠覆性的策略来表达本土经验和女性经验，但这种倒转话语的方式只是批判地模仿了压迫者的手段，并没有指出一套不同的性别框架。因此，文学中的解决方式终究只是一种想象性的解决图景，只有搭配社会行动力才能成为真实的社会问题的解决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