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文学变异学研究的理论创新，对比较诗学研究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可以说是比较诗学发展的“助推器”。首先，它突破了法、美学派一味求同的研究局限，能让比较诗学研究跨越文明的界限。其次，它具有清除研究中学派意识的效用，可以为跨文明比较诗学研究创造良好的学术环境。再次，它能够有效地减少跨文明比较诗学研究中的某些误区和弊端。最后，它能为一般诗学的发展开拓出新的道路。一般诗学不一定是一种单数的“共同诗学”，而极有可能是一种复数的“复合诗学”。

以抖音为代表的短视频平台向下赋权，让乡村摆脱了长期失语的媒介地位，拥有了主动叙事的能力。在广东的山海之间，大量田园生活类短视频账号涌现。创作者们一方面自发展现了本乡本土生机勃勃的新农人、新农事、新农景，以及广东地域特色鲜明的传统文化、手工技艺与民俗风情，促进了岭南乡村文化的提炼、创新与传播；另一方面又用拆解的元素重构和演绎了乡村社会的生活情境，营造出一方想象的现实空间，在迎合受众偏好时逐渐自我异化。这个景观呈现过程，既传真又失真，在将广东乡村媒介影像化面向大众传播的同时，也让受众的媒介印象趋于刻板化、标签化、狭窄化。基于此，关注和引导抖音田园生活类短视频的媒介景观呈现，对于正向推进乡村文化振兴与传播十分必要。

1832年2月26日，东印度公司广东商馆职员林德赛受命化名为胡夏米并假称船主，以普鲁士籍传教士郭士立为翻译和医师，一行67人乘坐“阿美士德”号从澳门出发，经中国东南沿海，一路北上，到了山东威海卫。接着东行，到达朝鲜半岛，这是朝鲜王朝在本土首次正式接触的、前来要求通商的英国人。胡夏米致函朝鲜国王，要求自由贸易，未得回复。他们滞留一月无果离开，经琉球、台湾回到澳门。朝鲜王朝当即向清朝汇报事情原委，受到道光皇帝嘉奖。朝鲜王朝留下了第一手资料《英吉利国漂船记》，在朝鲜官方史书《承政院日记》与《朝鲜王朝实录》中，也记载了朝鲜君臣商讨如何处理这批洋人。在胡夏米的《“阿美士德”号货船来华经过报告》等书中，详细记载了他们与朝鲜官员的交涉。通过朝、英两方中英文史料的对照，既可以厘清事实真相，又能借此考察东西方在近代前夕交流的观感，为我们考察彼时东西方交流提供一个具体而微的实例。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把构建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当作彼时意识形态领域工作的重要内容。具体到历史学领域，创办新的史学刊物，进而促进史学研究理念与研究方向的转型，是史学界所面临的重要问题。虽然《历史教学》《新史学通讯》《文史哲》《历史研究》的创刊背景有些许不同，办刊方针各有特点，但整体而言，史学期刊的创办及发展是彼时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客观需求。与此同时，史学期刊作为一种传播媒介，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主导地位的形成过程中，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在建设符合新时代要求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话语体系的当今学术界，考察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和史学期刊建设的互动关系，仍有重要意义。

1392年，李成桂废高丽幼主，自立为王，建立朝鲜王朝。随之朝鲜使臣来华，频繁接触与之接壤或邻近的明朝辽、宁、燕、齐诸王，打探辽东及明廷情报，以达到政治、军事目的。这种交往有违“人臣无私交”的儒家礼制原则，也加重了明太祖对朝鲜的猜疑与不满。永乐年间，因为李芳远为王子时曾在北京拜见过燕王朱棣，两国关系终于得以正常发展。

从人学的视角进一步探究“躺平主义”社会思潮，可以发现，“躺平主义”有其合理内核，包括对“伪奋斗”的抵抗、对高消费欲望的矫治、对特权主义的嘲讽，但也有其明显的局限性，如采取片面的做法拒绝劳动、拒绝生育、拒绝消费，忽视了人类基本需求的正当性、合理性，也将人的生存贬低到动物的层次。“躺平主义”思潮产生的原因比较复杂，包括青年群体奋斗实践的异化、“奋斗无用论”的大肆传播、“泛娱乐”的文化氛围，等等。因此，要解决这一问题，高校要将理想信念教育与个体核心竞争力培育相结合，网络媒介要积极弘扬主旋律、抵制谣言，政府则要着力加强社会治理和文化引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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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忆的自传体小说《纪实与虚构》将空间作为实践活动中的媒介与产物，分别建构了纪实性的个体成长史和虚构性的母系家族神话。王安忆从源于上海这一地域空间的地缘性隔膜着手，在建构母系家族神话的动态空间中进行生命追溯与精神探寻，最终在对历史—文化的质询与反叛中建构了具有神性特质的心灵空间，并赋予其多重思想深意与审美意趣，从而实现了当代文学空间书写的超越与创新。

合作式村治模式的实践创新是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契合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要求。“事件共同体”是合作式村治模式的有效实践形式，具体表现为各村治主体在修路、架桥等涉及自身利益的村治“事件”中所产生的集体行动力及由此形成的稳定、有效的联结状态。科层部门的公事下沉与基层群众的私事上移共同促成“事件共同体”的产生，并由此激发出正式治理行动的科层效能与非正式治理行动的自治活力。通过皖中A村的实地调研发现，“事件共同体”需以政策引领、利益互融、意义共享以及荣誉激励为实践路径发挥作用。

以文辞排纂史事，乃是先秦史官之本职与本领，至司马迁将之发扬光大。在崇尚“属辞比事”的浓郁氛围里，史家对文辞的措置达到了一种极致。古代史书叙事审美理论中的文约事丰、老练、用晦等，都与此密不可分。从字面上看，“属辞比事”只涉及“辞”与“事”，实则任何“属辞比事”都必然传递义/意。讨论“属辞比事”，不能回避谈“情”。史家连缀文辞、排列史事自然会带入他们的喜怒哀乐、好恶取舍。“属辞比事”从事、辞、情、义诸方面深刻地浸润中国史学，凸显了史家的主体性、历史的思想性、史学的人文性，提升了史书叙事的艺术性，使历史撰述真正成为一项有灵魂、有感情的学术文化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