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智能化网络技术的发展，科学技术对信息传播的影响力日益增强，逐渐形成以信息个性化为显著特征的“过滤气泡”现象。“过滤气泡”现象由媒体、科技、个人共同构筑形成，既为大学生提供精准的信息服务，也容易导致大学生深陷信息“孤岛”，沦为“沉默的螺旋”，引发价值认同固有强化、主流价值传播式微等不利于价值观养成的风险，弱化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影响力。为降低“过滤气泡”现象对大学生价值观产生的不利影响，高校可以从思想引领、技术创新、主体塑造、空间营造等策略协同突破，共同推动网络主流意识形态高效精准传播，做好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引导。

农民工群体是返乡创业队伍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人才保障。在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那些曾经外出务工的农民，一部分成为拥有一定资金、技术和资源的返乡创业人员，以一种“愿意返乡”的新姿态出现。农民工返乡创业作为一种人口流动形式，也遵循着人口流动理论中的推拉原则。国家政策的利好、创业环境宽松、乡愁与乡情的拉力吸引着农民工返乡，而创业发展潜力不足、风险较大、农村空心化等推力则阻碍着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步伐。要想促进更多的农民工返乡创业，完善农民工创业路径，就必须在原有拉力基础上进一步丰富农村地区的拉力源，同时减缓农村地区的各种推力，并努力提升创业者自身的整体素质和能力。

在互联网改变人们生活的同时，网络空间治理也变得更加紧迫，“网络戾气”便是其中一种亟待解决的现象。网络戾气的成因主要基于网络空间的虚拟性、隐匿性、群体效应以及人们对现实压力的释放。思政教育与防范网络戾气之间存在目标以及内容等方面的适切性，基于此，可以通过思政教育有效引领学生防范网络戾气，具体包括：融合传统文化，加强学生的道德修养；加强心理疏导，提升学生的自控能力；引用社会热点，提高学生的媒介素养；鼓励多元交流，发展学生的辩证思维；突出和谐理念，培养学生的包容心态；强调权责对等，完善学生的法治观念。

当下，“性别对立”网络舆情愈演愈烈，当代大学生已经成为相关舆情的主要引爆者和重要传播者。“性别对立”网络舆情已经危害到大学生的心理健康，并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大学生群体的撕裂和大学生对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消解。应对这些负面影响，需要强化政府行政管理职能、筑牢高校网络安全堤坝、加强平台自我监督管理、夯实男女平等社会基础，最终凝聚起应对“性别对立”网络舆情的强大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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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文献记载中的“汉废帝”刘贺是一种粗犷少文、劣迹斑斑的纨绔子弟形象，然而，随着海昏侯墓的挖掘，大量出土资料所呈现的刘贺却是一种受过系统儒家文化教育、行事低调的宗室贵胄形象。造成这两种相互矛盾的形象出现的原因，在于刘贺特殊的政治身份及其深陷斗争漩涡无力回旋的历史事实。为了达到废黜和排除潜在威胁的目的，权臣霍光及汉宣帝存在刻意抹黑、夸大其罪的可能，加上受政治宣传的影响，历史文献的叙事者进一步固化或加强了这一形象。

文化的“古今中西之争”涉及在文化建设中如何将中华传统文化由“古”变“今”，以及如何看待西方文化在中国文化现代化中的角色和地位问题。这是近代以来各历史时期文化建设的焦点问题，也是必答题。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我们应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指引下，以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破解“古今之争”，以坚定文化自信、促进文明交流互鉴破解“中西之争”，以“第二个结合”超越“体用之辨”，以守正创新的文化观承担新的文化使命，从而全方位破解文化建设中的“古今中西之争”，推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20世纪90年代以来，徐志摩的文学成就得到重新评价，但主要在诗歌和抒情散文方面，其杂感、游记等非抒情散文并没有受到足够重视，更缺乏对这些散文所隐含的现代国家意识的深入分析。在人文主义视野下重读徐志摩这些散文，可以窥见其现代国家意识的演变轨迹和基本内涵。从中学投稿校刊开始，徐志摩就表现出忧患国运、希望提高国民素质的思想。出国留学后，他受英伦政治和文化的影响，向往和提倡民主制度。欧游归来，他论辩苏俄问题，反对暴力革命。他对现实失望又不甘于失望，大胆批评时政，追求自由和理想。他的现代国家意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代知识分子对现代中国的忧患和愿景，与此同时也存在理想主义的局限。

梳理冰心1919—1949年的文学创作可以发现，其初登文坛以问题小说驰名，以己之文学专长捍卫个性解放，对社会文化生活有所引领。冰心的文学创作，不论何种体裁，都密切关注社会生活，积极参与现实讨论，以深厚智识为民众利益思考和发声。她的写作并非“去社会化”的温室书写，而是始终与社会问题接轨，客观理性地评论社会问题，具有一定的话语影响力，有益于社会文化生活的有序构建，体现了女性作家的社会主体价值和特殊视角。

司马迁对“法家”的认识是“法家”认识史上的重要阶段，应结合其父司马谈的定义（内涵）和《史记》本身的书写（外延）来界定。将法家诸子作为传主看待，《史记》的书写有独传、合传、家传三种类型。独传类型中，对商鞅的书写显示出了典型的法家特征，对李斯的书写法家色彩则显得略逊。合传类型中，对韩非与吴起的书写具有法家色彩，申不害、李悝、慎到等人似未被司马迁纳入法家。家传类型中，子产亦未被纳入法家。司马迁对法家的书写在一定程度上补全了司马谈对法家的定义，具有偏传主的倾向，但却显示出了历史书写与思想史书写的错位，具有重要的学术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