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20年代华北地区连续干旱的气候背景下，西北军冯玉祥幕僚梁式堂提出了“凿泉之说”，并自1928年起在华北各省开展了长达十年的凿泉活动，先后撰写了《凿泉浅说》与《凿泉浅说问答》两书，提出了一整套关于如何开发利用山前地带地下水的理论和方法。梁式堂于1934至1937年主持了海河流域山前地带的凿泉活动，为当时河北的引水抗旱开发了新的稳定水源，取得了良好的成效。凿泉活动虽因抗战爆发而中断，但其凿泉理论和方法却逐渐成为此后华北地下水开发的实用理论与经验。其学说是对中国古代传统水利之学中“用水之源”（即地下水利用）的继承和发展，是在长达十年的丰富实践中总结出的经验，其理论方法后来被吸收入中国现代农田水利科学体系中，对近现代中国水利建设作出了较大贡献。

在流域治理和灾害救治中，人们面对困难积极应对，往往会产生一些因地制宜的创造性变通性举措，值得后人总结借鉴，1927年至1937年南运河下游疏浚中的官商联动便是典型的一例。20世纪二三十年代，南运河下游马厂减河口九宣闸至天津市河段的淤塞严重影响到内河航运及商业秩序，在政府疏浚经费奇绌且商人受损严重、疏浚需求急迫的情况下，官商双方在疏浚方案、资金及组织方面配合联动，推动疏浚工程终至完成，对恢复内河客货运输与灌溉秩序皆发挥了一定作用，基本达到预期目的。但由于联动中存在的管理失当、协调不畅等情况，使工程延宕，最终未能达到理想效果。总结个中的经验教训，对今后整合现有资源、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应对灾害和增强跨部门沟通协调，具有一定借鉴和启发意义。

经由《礼记·玉藻》提出、《汉书·艺文志》阐发的“左史右史”说是中国学术史上的公案。在传统语境下，经学家利用左史、右史与太史、内史的跨文本阐释，普遍维护《礼记》说而否定《汉书》说，但脱离经学政教的影响，《汉书》说实则更加深入人心，冠名《礼记》而实取《汉书》的文化现象更为常见。不过伴随着经学反思意识的觉醒以及近代学术思潮的发展，以章学诚为代表的诸多学者，对左史、右史官制有无和记言、记事是否二分提出各种质疑和批评，严重冲击了这一学说的合理性。但这些批评与质疑并未引起近现代学者的充分注意与积极回应，坚持旧有经说并力证“左史右史”者依然大有人在。这一境遇主要是由于近现代史学史学科的兴起与其他相关人文研究的发展，需要借助“左史右史”说作为学科建设与理论阐发的起点，故而保守地承认甚至维护“左史右史”说成为部分学者的选择。

在国家大力推进人工智能教育的背景下，人工智能与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的必然趋势。人工智能的应用贯穿思想政治教育评价机制的方方面面，为思想政治教育评价机制提供了创新机遇。从利益相关者视角出发，廓清人工智能时代下思想政治教育评价参与主体的地位及利益博弈，有利于明晰人工智能时代下思想政治教育评价机制存在的问题与前进的方向，为创新搭建基于多方教育行动者和多样化治理手段的思想政治教育评价机制提供指导。

“知行合一”的教育理念是我国一直以来所推崇的，基于建构主义的“5E”教学模式将静态的教学理念动态化，使得学生获取知识的过程由间接经验转化为直接经验，实现从“行”中“知”，从“知”中“行”的教学目标。这一教学模式主要是通过“引入”“探究”“解释”“细化”“评价”五个方面展开教学，这五个方面缺一不可且呈现出连带作用。本体论下的“5E”教学模式是师生教学交互过程中对“某一概念”进行的本源探究；价值论下的“5E”教学模式是学生建构知识过程中对“自我价值”实现的满足；生成论下的“5E”教学模式则是学生内化新概念过程中对“对象与实践”统一的结果。

文化自信是中国精神的根本内核，它根植于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而中国古代文学便是其中历久弥新的最鲜活的组成部分。因此，“中国古代文学”课程对于大学生的思政教育、价值理念及精神的培养不仅具有先天优势，更是责无旁贷。在新文科建设全面启动的新阶段，“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思政教学的开展，应以文学属性作为课程思政的重要载体，以文化属性彰显课程思政的本质属性，在此基础上努力探索灵活多样的课程思政实践方式，将思政育人贯穿人才培养体系，注重将价值塑造、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融为一体，增强学生的文化自信与使命担当，进而营造社会新风尚，提升中华民族的文化品格。

思想政治教育具有传统和现代两个面向，然而长期以来，思想政治教育总是过度关注“高、精、尖”的理论论题，而对“生活世界”的关注相对不足。因此，寻求一种可能的方案，将思想政治教育拉回对“生活世界”的关注，就具有特别重要的现实关怀意义和理论导向价值。具体说来，传统思想政治教育以面对面的阶级动员与政治宣传为法宝，在复盘现实生活的过程中解决现实问题；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则在传播效率、包容度和实践技能导向上具有优势。而一种可能的方案，即折中思维，提出了在全社会分工教育格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教育规范、叙事和修辞手法等方面提升思想政治教育与生活世界亲近性和亲和力的途径。思想政治教育应跳出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对立，通过折中思维创造新的发展路径。这种折中方案可以通过重建“生活世界”和培育思想政治教育亲和力使思想政治教育更好地适应现代社会需求，提高教育有效性，并增进学生对思想政治教育的认同与参与度，促进思想政治教育与现实生活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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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法权威赓续于中华法系的优秀传统、发展于马克思主义法学的理论根基、确认于中国共产党依法执政的政治引领、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实践。宪法权威教育是宪法权威生成的基本渠道，必然也必须成为国民教育体系的核心主题之一。高校作为大学生完成政治社会化的终端载体，必须将宪法权威教育放在推动全面依法治国、培养合格公民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高度，充分发挥其“主渠道”作用。具象来看，塑造大学生宪法权威观仍然面临去中心化带来的认知不足、非专业性导致的知识短板、多维冲突形成的价值缺位和法治实践背离造成的认同偏差等多重挑战。要迎接挑战、走出困境，高校必须建构宪法权威教育的话语体系、教材体系、教学体系和实践体系。

构建中国特色思政课话语体系是巩固意识形态话语权、培育时代新人、促进思政课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金句频出，其讲话逻辑严密、语言朴实，饱含情感、内涵丰富、善用修辞、生动形象，又巧用肢体语言，亲切随和，形成了别具一格的讲话风格，为构建中国特色的思政课话语体系提供了指引和借鉴。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语言风格，有助于从话语理念的更新、话语内容的丰富、话语主体的培育三个方面构建中国特色思政课话语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