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四史”中的《明史》，是中国古代史籍中部头特大的一种，中华书局1974年4月出版的新校本，是该书迄今最好的版本。而鉴于其校勘仍有进一步提高的客观需要，以南开大学、廊坊师范学院等高校及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人员为主的数十人对该书的记载文字进行了进一步分析和勘误，在继续校勘上形成了一些新收获。

在流域治理和灾害救治中,人们面对困难积极应对,往往会产生一些因地制宜的创造性变通性举措,值得后人总结借鉴,1927 年至 1937 年南运河下游疏浚中的官商联动便是典型的一例.20世纪二三十年代,南运河下游马厂减河口九宣闸至天津市河段的淤塞严重影响到内河航运及商业秩序,在政府疏浚经费奇绌且商人受损严重、疏浚需求急迫的情况下,官商双方在疏浚方案、资金及组织方面配合联动,推动疏浚工程终至完成,对恢复内河客货运输与灌溉秩序皆发挥了一定作用,基本达到预期目的.但由于联动中存在的管理失当、协调不畅等情况,使工程延宕,最终未能达到理想效果.总结个中的经验教训,对今后整合现有资源、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应对灾害和增强跨部门沟通协调,具有一定借鉴和启发意义.; In watershed management and disaster relief,people actively respond to difficulties and often develop creative and ad-aptable measures tailored to local conditions,which are worth summarizing and learning from.The government-business linkage in the dredging of the lower reaches of the South Canal from 1927 to 1937 is a typical example.In the 1920s and 1930s,the silta-tion of the section from Machang Jianhekou Jiuxuan Lock to Tianjin in the lower reaches of the South Canal seriously affected in-land waterway navigation and commercial order.In the face of scarce government dredging funds,severe damage to merchants,and urgent dredging needs,both government and commercial parties cooperated and coordinated in dredging plans,funds,and organizations to promote the completion of dredging projects,playing an important role in restoring the order of inland waterway passenger and freight transportation and irrigation,and basically achieving the expected goals.However,due to improper man-agement and poor coordination in the linkage,the project was delayed and ultimately did not achieve the desired effect.Sum-marizing the experiences and lessons from it has certain reference and inspiration significance for integrating existing resources,mobilizing all positive factors to respond to disasters,and enhancing cross departmental communication and coordination in the future.

凡来稿必须观点明确、论证充实、结构严谨、结论可靠,引用他人成果须注明出处,严禁抄袭,文责自负,不得一稿多投或变相重复发表.编排规范注意事项如下: 1.标题 需精练凝重,一般不超过20个汉字. 2.摘要 系全文的缩写,应将主要内容和论点摘出,不要以"本文""笔者"等第一人称的角度叙事,以200—300字左右为宜.

《磊磊落落书》是朝鲜王朝第一部明遗民传记史书。该书由正编十卷、补编二卷组成，正编作者为李德懋，补编上卷由李光葵所辑，下卷由成海应撰成。该书在参考大量明清史书、地方志、笔记、文集和部分朝鲜文献基础上编成，其中尤以明清笔记、文集为主要来源。书中所收明遗民在明末清初以来的各类明遗民传记史书中数量最大，而补编所载入朝明遗民成为该书区别于清朝明遗民传记史书的重要特征。然该书尚属资料长编性质，人物收录驳杂，义例未备，其后成海应在此基础上汰滥补阙、剪裁整合，形成了更为完善的明遗民传记《皇明遗民传》。尽管如此，《磊磊落落书》作为朝鲜正祖时期尊周思明风潮下的产物，仍有其重要的史学价值和影响。

自捷克流亡到法国后，米兰·昆德拉创作的小说开始发生变化。他在法国时期创作的小说较捷克时期更加晦涩难懂，表现出强烈的批判性和否定性，这种变化体现了爱德华·W.萨义德所论述的“晚期风格”。导致昆德拉作品发生改变的原因不仅是他生存国度和生活环境的变化，更重要的是他在生命后期不得不直面死亡，这使他思考的命题开始向内转。从昆德拉的作品看，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其文本的形式和内容上。一方面，昆德拉采用了作者介入和关键词写作的形式实验，用小说形式的创新引领现代派小说的发展；另一方面，他在作品中开始探讨遗忘和回归的生命主题，用书写对抗原本不可抗拒的遗忘，用永恒的流亡拒绝回归，将自己彻底地放逐在了小说艺术的道路上。

“以史为鉴”是传统史学的核心理念之一，也是传统史学历史理性最重要的表现之一。从周人的“殷鉴”开始，人们便把前代的经验和教训当作处理现世各类事务的依据，“以史为鉴”成为政治家、史学家历史理性觉醒的最重要表现。在“以史为鉴”观念支配下，古代史家的理性思维表现在三个方面：强调完善德行必须读史；立足于现实而思考“以史为鉴”的意义；自觉运用历史知识讨论现实中出现的问题。“以史为鉴”还蕴含着丰富的人本主义理性精神，历代王朝内部政治文化结构的相似性、人类认识的局限性、重人事的观念、直书精神和信史原则以及历史境况的复杂性，都成为古代史家思考“以史为鉴”必要性与可行性的基础。

身为非裔女作家，托妮·莫里森的作品以“他者”的视角展现了美国黑人的生存状态，体现出她对种族问题与自我身份追寻的审慎思考，让读者跟随着她的脚步来还原历史。通过地理空间建构、心理空间建构和社区空间建构，莫里森表达了强烈的自我身份认同以及种族意识，并试图重塑“他者”的“主体”性。莫里森将“他者”与空间相结合，将自身的文学观与政治观融于对“他者”的空间建构当中，在少数族裔文学发展中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思政课兼具公共课和意识形态教育课的双重身份，对于立德树人的培养至关重要。当前，人工智能正引领教育领域的深刻变革，尤其在高校思政课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人工智能的赋能，有助于提升教学目标与过程的匹配度，能够推动思政课智慧“大平台”的建设以及教学方式与学习方法的创新。然而，在肯定人工智能带来沉浸式体验和交互式学习这一先进技术价值的同时，也应警惕诸如大学生数据隐私安全、现有教育伦理瓦解以及西方不良价值观渗透等潜藏的风险。因此，必须塑造好思政课教师“引路人”形象、完善好个人数据信息保护机制并进一步加强意识形态安全屏障的建设，确保教育领域的健康发展。

18世纪初，朝鲜王朝学者林象鼎在书筵以《少微通鉴节要》为启蒙教材教导世子学习中国古史的过程中，发现该书不能完整叙述事情的前因后果，为此萌发了以纲目体例重新整理中国历代古史的愿望。他以中国历代通鉴类史书为底本，以朱子正统论为确立中国正统王朝的标准，整理了上起上古帝尧陶唐氏，下至明崇祯十七年的中国历代通史，编成《林氏历代史统》。编撰过程中，林象鼎较之中国通鉴类史书更为遵循朱子《纲目》凡例，强调正统论。这表明朝鲜王朝以程朱理学立国，正统论成为朝鲜儒学界倡导尊周思明的理论武器，而确认中国历代王朝的正统性，实际上也就是确认朝鲜本身作为“小中华”的正统性。

《唐鉴》是北宋范祖禹编纂的以唐之史事为北宋皇帝提供鉴戒的史著。受党争影响，《唐鉴》在北宋被列为禁书，未能发挥鉴戒作用。南宋至清，《唐鉴》曾用于经筵，并受到儒士称颂。《唐鉴》传入朝鲜半岛后，受到朝鲜王朝君臣的重视，被用于经筵。尤其英祖时期，君臣在经筵中研讨《唐鉴》，以唐之君臣和史事互相勉戒，由此进一步讨论朝鲜王朝的现实问题。《唐鉴》在朝鲜儒士中也有一定影响，他们仿《唐鉴》编纂史书、刊印《唐鉴》，并借《唐鉴》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唐鉴》在中朝之流传和影响，是中朝史学交流和不同政治文化状况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