暂无摘要

1990年代以来的审美文化研究与新时期之初兴起的审美主义潮流有很大不同,它切合了新的时代语境,使美学研究贴近了现实人生和市井大众。李红春博士的新著《自由空间与审美话语:社会领域分化中的当代中国审美文化》致力于解决审美文化研究领域的重大基础问题。该书另辟蹊径,积极开拓审美文化研究的社会学维度,对推进当前的审美文化研究不无积极意义。

唐代帝王陵园中的战马石刻、蕃臣石刻和碑石,均带有纪念的性质。"昭陵六骏"反映了唐太宗南征北战、出生入死的武功。"十四国君长像"和"六十一蕃臣像"体现了唐太宗、唐高宗和武则天时代的民族关系、国际关系,以及唐王朝的崇高地位。至于"述圣纪"和"无字碑"则是唐高宗和武则天等人的纪念碑。这些石刻既具有重要的艺术价值,也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是弥足珍贵的文物。

形势与政策课分类教学,是指根据不同的任课教师、不同的教学对象,采取不同的教学方法,有重点地讲授不同的教学内容。分类教学包括分学生、分教师、分教学目标层次、分教学重点、分教学内容、分教学方法、分教学考核等。分类教学的目的在于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分类教学中的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不能分。

对于文学语言的修辞性的新认识,构成了以保罗·德·曼为主要代表的美国耶鲁学派的理论基点。人们往往忽略了这一关键环节,由此误读了"解构"在文学问题研究上的核心意蕴,误解了这一批评话语与形式主义文论以及文化批评之间的复杂关系。德·曼对于文学修辞活动的"述"与"行"的认识论追问,不仅推动了文论解构倾向的出现,也为文化批评的兴起提供了思路。

二十四史的民族史撰述,是指二十四史中有关少数民族历史的撰述,它是二十四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和记叙少数民族历史的重要载体。关于二十四史民族史撰述的研究,应该以民族史的编纂、民族的发展与交往以及民族思想的发展与演变为基本对象,在民族史编纂上要认识到其丰富性与复杂性,在民族的发展与交往上要认识到民族融合与重组的趋势,在民族思想上要肯定以礼义文化分别夷夏关系之主流民族观的进步性。二十四史民族史撰述研究的意义,主要体现在文本层面的历史编纂学的意义、史学层面的民族史研究的意义和政治层面的巩固多民族国家的意义三个方面,它不但在历史编纂上对其他汉文民族史籍和少数民族史籍撰述有普遍影响,在民族史研究上构成反映中国少数民族史的主体,而且这种多民族国家历史的叙述,对增强民族凝聚力、制定正确的民族政策和树立正确的民族观念都有积极影响。

乔治·艾略特的《米德尔马契》,对日常生活的描写一向处于被忽视或被误读的状态。实际上,通过对貌似普通的日常生活的描绘,作者一方面戏仿式地抨击了19世纪以来被专业分工所异化的日常生活,一方面悖谬式地嘲讽了维多利亚时期被庸俗生活观念所吞噬的日常生活,以此完成了对维多利亚时代日常生活的深刻批判。同时,作者以同样来自日常生活的爱情、艺术、进取心作为救赎日常生活的手段,表明日常生活同时包含着吞噬力量与拯救希望,最终从存在论上回答了"人应该如何生活"这一命题。

"孝"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源,也是儒家思想的理论基石。孔子确立了以"孝"为本的"仁"学,从内容和形式上对作为家庭伦理的"孝"作了规定。孟子承继并发展了孔子有关"孝"的理论,试图从心性论上探讨"孝"何以可能,确立儒家"孝"道的深层心理动因和形上根据。

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大力开展传统文化教育是实现民族复兴的文化自觉和教育自觉。高校传统文化教育是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重要部分,是培植大学生精神家园的必要路径,也是构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的主要环节。研究和探索新形势下高校传统文化教育担负的育人使命、文化使命和学术使命,对正确认识高校传统文化教育在国民教育中的地位和作用,对进一步明确高校传统文化教育的目标和任务有着重要的理论启示意义。

对于现代汉语的"给+VP"结构,研究成果众多。但多数研究都将重点放在了"给"的功能上,对"给"的意义关注较少。其实,"给"有着怎样的功能、没有怎样的功能和"给"的意义密切相关。通过考察,我们发现,"给+VP"中的"给"依然保留着动词"给"的基本意义——"转移"。而且,从不同的视角入手考察"给+VP"结构,会得到不同类型的转移。比如,有意转移、无意转移、现实转移、非现实转移、实体转移、抽象转移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