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史事与江南望族探微》一书是作者数十年来关于明清史研究及其他相关文章的结集,所收文章时间跨度长、涵括范围广,既有通论性质的写作,也有专题形式的探讨。全书史料丰富详赡,史论犀利深刻,书中深入探究了明清时期许多重大的政治问题、社会经济问题、历史事件及历史人物,对明清科举制度、马政制度、江南望族及谱牒文化等典章制度做了深究细论。作者既努力吸取前人研究成果,又积极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对明清史事的深层次、多维度探索,展现出研究不断深化、治学不断创新的过程。强烈的现实关怀以及历史研究与实地历史考察的有机结合则是书中呈现的又一特质。

今存郑玄《论语郑氏注》残卷,是20世纪初以来考古发现的郑玄经注的抄本遗物,原本至南宋时已全部亡佚。此《注》在《论语》学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隋唐时期广为流传。《唐景龙四年卜天寿写本论语郑氏注》是吐鲁番文书中享有盛名的一个长卷,从此抄本中出现的"孔氏本郑氏注"六字切入,可以借以探讨郑注本出现"孔氏本"的原因,进而揭示唐代《论语郑氏注》在敦煌地区的影响与流传。

话剧剧本《蔡文姬》集中呈现了郭沫若在社会主义新中国建立后迥异于现代知识分子"感时忧国"传统的家国新体验。这种新体验包括对国族复兴之新时代的体认、情感困境化解之新方式的体味,也体现在作者对于文人姿态之调整的肯定中。郭沫若的家国新体验,主要缘于其作为"有机知识分子"对于社会主义新政权的公共理想和社会理念的认同。

车尔尼雪夫斯基因为坚持艺术为社会服务的主张,曾被认为是违背了美学与艺术的规律。但评价车尔尼雪夫斯基,除了美学史的角度之外,还应考虑到俄国特定的社会现实。就此而言,车尔尼雪夫斯基在俄国批评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他主张传统观念所理解的艺术美是有限的,而人的现实生活充满了美;他不否认审美者主观境况的决定性因素,而强调这一因素的目的是提醒参与美的创造的艺术家应当具有强烈的干预现实的意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文学社会学思想是19世纪中期俄国社会变革的强烈诉求在文学批评与美学建构中的反映。

结构模式是小说的深层结构,是叙述模式的重要组成成分。鲁迅小说的结构模式在中国现代白话小说中具有开创性贡献。依据主体和客体间的关系,鲁迅小说可分为"说—听"结构模式、"看—被看"结构模式、"寻找—逃离"结构模式、"争—斗"结构模式和"正—反"对比结构模式等。这些结构模式对现代白话小说影响巨大,极大地推动了现代白话小说的发展。

专业建设是新建地方本科院校开启本科教育的基础性工程,也是学校应用型发展道路的起点。张家口学院作为典型的新建地方本科院校在这方面进行了艰苦而卓有成效的探索,顶层设计思路、现实路径选择以及确保建设成效等方面为同类型兄弟院校的专业建设提供了宝贵经验:新建初期的专业建设必须坚持应用型定位,立足学校实际,对接地方需求,寻求可行性路径,强化师资队伍、制度建设、教学基地建设三大重点举措,通过专业建设带动本科教育的高质量起步,从而最终实现内涵式发展与特色发展。

自北宋建立至真宗初年,内廷皇后一直出自五代延续下来的武将之家,朝廷要职也主要由五代延续下来的文官群体把持,这两个群体构成了宋初的"五代旧人"。这两个群体垄断宋初政治的局面不适于北宋统一王朝的新形势,其外在表现就是政治上"北人"对"南人"的压制。宋真宗刻意扶持蜀地妇人正是看中其"南人"的背景,意在借其打破"北人"对内廷皇后之位的垄断,并进一步突破"北人"对外朝宰相一职的垄断,这是真宗纳"蜀妇人"意愿背后的政治意义。"五代旧人"集团的瓦解,使得北宋真正实现了文臣与武将间制度性与历史性的双重隔离,北宋政治因此开启了新的阶段。

进献九鼎铭文事件是顾颉刚平生少有的所谓"政治污点"。事件发生之后,朋辈的讥讽令他颇感难堪。改天换日之后,这个奉承"蒋匪"的举动遭人揭发,并被添油加醋地渲染一番,成为顾颉刚的一大政治罪行。他为此多次辩解,但可能是由于记忆失误,也可能是有意的淡化,顾颉刚的供词与昔日的日记发生了些许矛盾,这引起了今人的揣测。然而若把事件放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之中,可以发现,其实也情有可原。故世人不宜过分执着于对此事无休止的批判。

赵亚东作为近几年诗歌写作涌现的后起之秀,以其创作态度的诚恳、文本风格的多姿、创作题材的丰富为人所熟知。作为底层写作中的中坚力量,赵亚东的诗歌写作经验和生活阅历让他的诗歌兼具底层写作体验者和"旁观者"的清醒意识,因此对底层写作有不同于其他写作者的优越性和独特视角。

《通往诗学的交叉小径》是青年学者王永的新著,从中大致可以看出他从事诗学研究的进程与取向。他坚持把诗歌现象放置在一定的历史范围内,避免孤立地静止地看待文本,以一种开放的胸怀,从文化传统、时代要求、诗人特殊的生活阅历和审美情趣等方面对诗歌进行全面系统的考察,审慎地做出判断,因而能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