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中国共产党风雨兼程走过百年岁月,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积累了宝贵的理论和实践经验。其基本经验主要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指导地位,不断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坚持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使命,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坚持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始终以民族复兴大业为己任;坚持马克思主义与本土文化深入融合,辨析接纳人类优秀文明的包容特性。

桐城派在畿辅地区的传播与直隶莲池书院密切相关。桐城派在畿辅的早期传播中,因方苞与颜李学派诸子密切的交往,使桐城古文在畿辅文士中扎根发芽,培养出了诸多卓有成就的古文名家。方苞族侄方观承任职直隶,后为直隶总督,其政风与文章对畿辅清切雅正的文风影响极为深远。在其主持下,莲池书院山长多为名儒硕学,他们共同影响了乾隆时期直隶的学风和文风,开启了桐城派在畿辅传播的风气,为晚清桐城派诸子"据莲池,守桐城"的北传格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中共党史研究的百年演进历经了民主革命时期的萌芽与起步、新中国前30年的快速发展与重创、改革开放以来的繁荣发展以及新时代以来的创新发展四个阶段。贯穿中共党史研究百年演进的要旨是,中国共产党以实事求是的态度不断地总结党史中的经验教训,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发展汲取历史经验。时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对中共党史研究高度重视,以大历史观为视角,以实事求是为原则,指导现阶段中共党史研究更好地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服务,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

神话是人文精神最为原始和集中的展现,它反映了特定社会历史时期人们在认识自然和征服自然的过程中所形成的认知观念。创世神话作为神话最为重要的类型之一,主要是对天地和万物的起源进行解释,蕴含了先民独特的宇宙观、世界观和人生价值观。廊坊地区流传的创世神话主要有开辟神话、人类起源神话和日月神话三个类型。现有的神话已越来越具有故事性的元素,分析研究廊坊地区流传的这三种神话类型,挖掘其内含的文化精神,可以让神话的价值更好地被人们所理解和传承。

在"家园—他乡"的两极空间二元结构中,常存在中性地带。当家园失落了以后,人们会寻找一个"替代空间",来满足自我的"恋地情结"。西山对于明清京师士人来说就是一种具有地方感的"替代空间"。由于临近京师又有南方山水的灵秀,西山虽不是家园但具备慰藉心灵的功能。京师士人在朝市与山林之间,始终涌动着痛苦与逃离、追寻与屈服的矛盾与挣扎,难以找到出处之间的统一。虽然身处帝乡,西山诗文却体现出了与皇权文化不一样的想象空间,其中饱含着士人的家国情怀。

20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的发生是1927年"大革命"的失败在中国思想界的直接反映。这是一场事关中国革命道路选择问题的争论,众多学者参与,社会各界广泛关注。何干之是学术界第一个对社会史问题论战进行总结评述和研究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他较为全面地介绍了这场论战的概貌、揭示了其实质并积极宣传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何干之研究社会史问题论战的立场和观点显示了以他为代表的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探究社会历史问题的方法和路径、成就与不足,学术价值厚重,对其进行深入研究有助于我们了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成长历程。

对于清代阿尔泰军台第一台察汗托罗盖的具体位置,目前有东营盘说、头台移动说和察汗陀罗村说。若干清人日记、游记等资料显示,第一台在距张家口六十里,五十家十里的接沙坝,台后有关帝庙,庙后有盘龙双凤山,山上是平坦的坝顶。美国人罗伯茨的记录表明,官方头台在接沙坝。通过田野调查,可确认第一台位于张家口市崇礼区石嘴子乡接沙坝村东南的"官房梁子"一带。这对推进万里茶道申遗、准确记录传承文化、消除县志记录困惑、丰富草原天路内涵都具有重要意义。

存在主义和精神分析在起源上并无瓜葛,但在思想体系上却有着诸多的对应和契合":存在"对应"无意识"",遗忘"对应"压抑";对"存在"之遗忘会导向虚无主义,而对"无意识"的压抑则会引发神经症;语言是"存在"的家,也是进入"无意识"的路径;无论是"存在"还是"无意识",都在不同意义上指向"关系"和"共同体"范畴";无意识"的解放永远处在进行时,我们也永远处在"返乡"的途中。

波德里亚在《物体系》中虽然通过对古物的"历史性"气氛价值和意指"起源神话"的象征价值的论述,为其在现代物体系中找到了合法持存的依据,但是他却遵循结构主义的系统逻辑,独断地将古物的意向性所指缩减为空洞的物符码,并将其纳入消费社会之中展开凌厉的批判。再加上其主体哲学视野的限制,最终导致了其对消费社会中物体系(包括古物)的意义分析,因为忽略掉了主体间性的基本维度和"解分化"的可能性而陷入绝望"梦魇"。

相较于《五经正义》的编撰与前两次修订,唐高宗永徽四年末至六年十月间的第三次修订及其经学史意义一直罕有学者关注。第三次修订是永徽后期中枢权力斗争中高宗对以长孙无忌为首的元老重臣集团的一次公开警告,其本质是一项政治任务,而非学术讨论。此次修订为后世皇权凌驾于经典诠释之上、任意删改经典文本提供了可行的先例,也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经学由义疏之学向义理之学的转变,间接开启了唐代经学转折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