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大党”既是中国共产党的优势,也使其面对独有难题。加强党的纪律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巩固优势、解决难题的关键所在。在党内开展党纪学习教育,既是党的纪律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党的纪律建设取得实效的先导性条件和基础性保障。新时代新征程推动党纪学习教育常态化要善于运用系统观念,统筹探索有效路径,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围绕将大党优势转化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合力加强党纪学习教育;二是聚焦解决大党独有难题整体强化党性教育、党风教育、党纪教育;三是着眼提升纪律建设整体效能一体推进党纪学习教育、党纪体系完善和党纪监督执行。

我国人工智能监管沙盒存在着维护安全有余而支持创新不足的现状，尤其表现为法律责任豁免制度的阙如。在制度供给方面，尽管我国针对人工智能行业实施的包容审慎政策包含责任豁免意蕴、相关法律规范亦留有责任豁免空间，但具体监管规则缺乏责任豁免的制度安排，导致参与沙盒测试的人工智能提供者没有获得责任豁免的创新激励优待。对此，应以客观归责理论为依据梳理法律责任豁免的理论逻辑与合法性基础，廓清民事责任与刑事责任不予豁免、行政责任裁量豁免的责任豁免范畴。在此基础上，限定责任豁免的实质要件，并通过明确责任豁免主体、设计约束性指导机制、实现免责监督与救济来完善责任豁免程序，以构建契合我国人工智能监管沙盒实际与发展需求的法律责任豁免制度。

新发展阶段平台互联互通的理论基点与实践进路，应突破当前普遍认知所聚焦的以“B2B”为主的平台企业的互联互通，向以“B2B”“B2C”“B2G”“G2G”多元主体一体化综合作用下的全方位、立体型、多场景的系统性互联互通迈进，促进“数实融合”，使平台互联互通不仅局限在企业之间，推动政府等在内的机构组织所掌握的大量数据要素在商业发展、社会保障、国际合作等方面充分发挥作用。在多元价值权衡上，考虑到平台互联互通涉及平台、平台内经营者、消费者、政府等不同主体之间的利益，应依据平台互联互通的发生领域与具体场景，衡量好不同价值的位阶排序，做好不同主体间的利益平衡。在监管进路设计上，考虑到平台经济的高度复杂动态性、多行多市跨界运营等特点，现行以事中事后为主的分行分业监管体系很难对其进行有效监管。为此，建议在明确平台互联互通短期目标与长期目标的基础上，分阶段、分重点、分场景地以多要素融合治理为抓手，综合运用竞争政策、产业政策及相关法律法规，构建全周期、多维度、多工具、多层次治理体系，在保障安全的基础上，有序推进平台互联互通，推动平台经济高质量发展。

产业需求和人力资本供给两者的供需匹配是有效促进社会持续发展的重要方面，是推动和畅通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统筹部署的重要一环，是在科技变革、就业观念转变、少子老龄化等背景下缓解人才供需矛盾、提高人力资本利用效率、加快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性核心保障。基于适应性系统视角，探讨阻碍产业需求与人力资本供给之间供需平衡和高效发展的现象和根因，分析教育、人事和产业部门等多元主体本身及互相之间的显著性问题，包括高校知识生产模式变化、数字化建设缺乏、职业与专业不对接、社会规训影响等，进而从数据治理、管理体系和社会文化等方面提出产业需求与人力资本供给适应性发展的政策建议。

促进绿色低碳消费对于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实现“双碳”目标具有重要意义。以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为特征的数智经济深刻影响和改变着居民的生活方式，有必要在数智化情境下构建多元主体共建共治共享的驱动机制，协同推进绿色低碳消费。基于此，对企业、消费者、政府和社会组织等不同主体的绿色低碳消费驱动作用进行分析，构建一个“技术赋能—行为重塑—制度创新—文化培育”的多元多维驱动框架，并结合结构化理论对驱动的机制作用进行分析，为扩展绿色低碳消费实践路径，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提供有益借鉴。

建党百年之际出台的历史决议把坚持党的领导放在十大历史经验之首，充分说明了这一条经验所具有的根本意义。文章从这一根本性意义出发，从历史、理论、实践三个方面，深入梳理总结党的领导作为党的奋斗历史首要经验的基本理路。通过对革命历史进程的考察，论证了中国共产党担当起民族解放者具有的唯一性的历史价值；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考察，梳理了无产阶级追求全人类解放事业的科学真理及其重大价值；通过对中国共产党构建形成完善党的领导体制机制的考察，发掘了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在实践中走向体系化、现代化的巨大政策效能，用历史的客观性、理论的科学性、实践的系统性论证党的领导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具有的根本意义和重大价值。

城市化测算与研究是制定城市发展战略与城市发展规划的首要问题，也是城市化研究相关学科经久不衰的重要议题。通过梳理2000—2020年间中国不同城市的城市化率与城市人口规模，考察两者的变动方向与相互关系，结果显示：北上广深四座扩张型城市均存在城市化率停滞或降低、但城市人口增长的现象；反之，鹤岗、汕尾等收缩型城市却呈现出城市化率提高、但城市人口缩减的现象，这种城市化率与城市人口变动方向的背离现象可称之为“城市化悖论”。城市化悖论现象的形成机理在于城市人口与总人口变化速度悬殊所致，而其应对策略有赖于改良与反思经典的城市化指标与理论、重新审视人口规划与城市发展战略、及时弥补政策偏差与风险、深入改革户籍制度以及适时转变人口增长主义的思维定式。

智能革命方兴未艾，引发新一轮技术加速和加速主义的浪潮以及对相关技术风险和技术伦理问题的关注。自人类文明诞生之后，整个人类社会就处于一个逐渐加速发展的过程，但直到信息文明，整个人类社会才进入普遍加速。技术加速主义者认为应该尽全力促进技术加速，任何试图控制技术力量的努力，都阻碍真理前进，必须要全部取消。而政治加速主义者主要讨论技术加速如何改变当代政治活动，尤其聚焦于技术加速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加速主义的批评者认为，当今社会是否真在加速就应当受到质疑，而且加速主义太过于决定论，他们承诺的美好未来生活也许并不会如期到来，人类社会反而会在技术加速下变得更糟，人类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反而会受到技术加速的伤害。站在有限主义的立场上，既不能一味反对技术加速，也不能简单鼓励技术加速，而是应当秉持科技谦虚主义，将加速控制在合适的度，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政党、政党制度与现代化之间存在深刻且复杂的互动关系。现代化既离不开政党和政党制度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和贡献，又对政党和政党制度本身的提高与完善提出新的“时代之问”。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契合中国式现代化的需求，具有强大的动员力、向心力和凝聚力，能用真实有效的民主来凝聚人心，调动人民群众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服务于中国共产党的宏伟目标，是“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政治支撑。现代化进程中新型政党制度建设的经验启示：坚持党的领导是新型政党制度效能发挥的根本前提,和谐党际关系是新型政党制度健康运行的力量之源，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新型政党制度生成发展的价值遵循,坚持与时俱进是新型政党制度丰富完善的必由之路。新征程上，要提升新型政党制度认同性，巩固助力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支撑；增强新型政党制度民主化，形成助力中国式现代化的强大合力；推动新型政党制度机制化，筑牢助力中国式现代化的制度保障；提高新型政党制度参与性，激发助力中国式现代化的内生动力。

随着人口结构显著变化，中国社会发展呈现复杂多样的特点，性别失衡后果和风险在不同人群中累积与扩散，需要进行针对性研究与治理。中国性别失衡社会风险是由人口性别结构失衡衍生出的多维风险，具有普遍损失性、系统性等显著特点，并且在整个社会的不同人群、场域和层面均有体现。加强新时代性别失衡社会风险治理工作，需要增强机遇和风险意识，转型治理理念，开发多种政策工具，并从建立健全性别失衡社会风险治理的政策体系、探索基层治理模式、营造健康有序的婚姻市场等方面入手推动性别失衡社会风险治理。未来中国在全球性别失衡治理中需要坚持“本土化—国际化—全球化”相结合的路径，以“中国之治”推进全球性别平等事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