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电信网络诈骗法》的颁布与实施为以互联网平台为代表的互联网服务提供者设置了风险防控这一犯罪预防性责任。犯罪风险防控责任来源于互联网平台在网络治理领域所承担的主体责任，并以风险防控作为责任的价值目标。根据《反电信网络诈骗法》的条文规定，犯罪风险防控责任由信息核检义务、特定行为禁止义务、合理注意义务以及侦查协助义务四项基本义务构成。犯罪风险防控责任需通过确立政府监督者地位、提高义务履行标准、限定责任承载范围以及完善既有评价机制的方式在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治理领域予以落实。

征信体系的建设与发展是集体追求最大化经济利益与道德效用的理性选择，但我国现代征信体系仍处于效能发挥与实际需求不匹配的非均衡发展状态，未能实现创制时预期的集体理性。究其原因，征信体系多元主体利益互动的过程中信任要素的缺位导致个体理性行动导致的集体非理性，即集体行动难题。良好的秩序应建立在制度均衡点上，现代征信体系需要多元主体借助契约精神、共享伦理等道德要素的规制力量促进个体对集体行动的认同，并通过制度信任以及信息信任的建立夯实普遍信任基础，使多元主体实现行动共通、从个体理性走向集体理性，以此解决集体行动难题并更好地服务于新时代支撑经济社会运行及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

新发展格局下的内需扩大、消费升级为小农户衔接现代农业带来了市场新契机，也让供需在更高水平上实现良性循环成为了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的高质量发展目标。小农户与现代农业的有机衔接该如何顺承这一目标的实现去建立长效衔接机制，是现实迫切性和理论前沿性兼具的重要课题，其前沿性尤其体现在对小农户衔接现代农业理念内涵的延展上。在厘定小农户范畴、选取生鲜电商为关键衔接介质的前提下，通过探析域外实践经验并考察国内研究进展发现，引入“耦合协调”概念恰可突破既往学理思维中的供需割裂局限性，契合更高质量发展目标，优化未来研究理论框架。文章提出了生鲜电商为衔接介质的供需耦合协调理论框架，并依此进行了研究展望。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揭示了我国提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社会再生产在国际和国内市场之间寻求再平衡的必然结果；马克思资本循环理论揭示了资本运动存在国内和国际两个循环，判断外资的运动是国内循环还是国际循环的标准，在于运动的过程和环节主要在国内还是主要在国外；马克思关于三种资本形式并存和继起的原理揭示了“畅通”是实现资本循环的条件，外资是畅通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的重要纽带。在量化分析的基础上，论证了外资逐步转向并形成以参与国内循环为主的发展格局,并提出了我国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过程中，发挥外资的载体和联动功能，利用外资积极参与国际循环、推动国内循环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路径和做法。

中国共产党自创建以来始终高度重视思想建设,不断推进关于思想建设的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形成了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思想建设之路,在推动党的自身发展和党的事业发展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就。但是,新形势下党的思想建设必须回答如何应对网络信息化条件下各种错误思潮、思想对党员、干部的冲击,如何在社会阶层日益多元化条件下保证党内思想统一,如何在组织规模不断扩大的条件下提高各级党组织解决自身思想问题的能力,如何引导党员、干部实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因此,新时代党的思想建设要在加强理论武装、追踪党员干部思想动态、建设高素质队伍、健全智慧平台、培育党内文化和增强制度执行力等方面开展探索。

自然资源一体化治理是实现自然资源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可行路径。在治理语境下，当前自然资源治理存在“要素化”“分割式”与“命令型”困境。自然资源一体化治理，是将自然资源视作一个整体，以自然生态空间为单元，统筹多元力量协同共治的治理模式，能有效应对以上治理问题。自然资源一体化治理虽具备丰富的理论基础与现实条件，但其落实落地仍需相匹配的法律形式与制度内容予以保障。一方面，要加快自然资源立法体系化进程。另一方面，需通过自然资源统一规划、全链条治理与综合执法制度的构建，实现一体化治理中的治理要素整合；借助有效的合意模式、组织制度与动力保障，推动政府间在一体化治理中的协同合作；完善提升公众参与效能和推进市场机制发展的制度内容，促进形成一体化治理中的多元参与格局。

数字治理能力是国家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随着数字产业和数字技术的发展，社会交往形态、文化形态发生深刻变迁，数字治理迎来崭新的发展契机，对提升国家能力及社会服务水平提供了重要条件。伴随数字治理成为国家竞争的重要方面，国际治理体系也加速进化，数字治理的中国方案影响力不断扩大。在体系完善过程中，由于体制特性、制度特性和发展阶段差异，中国的数字治理与西方数字治理在治理话语、机制、目标上存在着本质性差异。明确国家的数字治理角色和数字技术的辅助治理工具作用，把握数字治理技术发展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关系，正视数字交往形态变迁对国家数字治理的影响，在现实中不断巩固国家的数字治理主体地位，激发数字治理效能，建立全过程数字治理体系，促进数字治理效益转化，加强国家对数字治理的算法引导和监督，积极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数字治理话语体系，提升我国的数字治理国际话语权。

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提出了一般智力理论。马克思指出，随着一般智力发展、智能化技术的出现，知识与智力在创造财富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而直接劳动所占的比例会越来越小，生产方式的深刻变革将会引发人类社会历史的重大变迁。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结合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与当代生产数字化与智能化的新趋势，在继承马克思机器论思想的基础上，对一般智力理论作出了一系列非常重要的创新与发展，多层面展示了一般智力理论的当代价值，拓展了人们对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与新特点的认识。马克思关于一般智力重要论述的科学预见已经被正在到来的现实所证明，在数字化背景下，当代中国智能化生产进入了高速度发展的新阶段，从理论层面认识马克思一般智力思想中国化的当代价值，从实践层面探析马克思一般智力思想的现实意义，是一个非常重要而又紧迫的研究课题。

伴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如何应对越来越多的老年人的临终医疗难题成为中国政府和家庭面临的重大挑战。基于人口老龄化的理论视域,阐明了老龄化、残病化等人口结构性因素所引致的老年临终医疗嬗变,揭示出我国老年临终医疗过程中演化出的诸多困境与挑战。临终关怀理念缺失、家庭亲身尽孝困难、临终生命质量不高、医疗经济负担繁重等因素制约着老年临终体验和死亡质量的改善。为此,家庭、政府、市场和社会需要形成多元共治和积极应对的合力,以共同促进中国老年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和老年人口高质量发展。

视听微叙事之所以能够快速崛起并迅速扩散与社会发展背景下大众的心理、审美及行为有着密切关系。作为新兴产物，视听微叙事呈现出的时空微碎与轻量传播、辐射泛在与功能延展、参与转型与体验升级、连接整合与集体重构的新型特质，不仅显示出了其对传统视听叙事传播程式的变革，也充分展现了其作为数字基础连接对大众社会生活的深度重构。今天，面对视听微叙事的生活图景，人们置身其中已经无法离场，要做的就是在把握特点和规律的基础上，不断释放视听微叙事对大众再造意义与滋养精神、促进文化自觉与自信、形塑共享生活与权益空间的优势效能，强化其在满足群众精神文化需求、提升社会文化自信、建构大众共享美好家园等方面的责任与担当，进而推动视听微叙事健康发展与持续生命力的有效迸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