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出于对超低生育率与快速老龄化的担忧，政府、社会与学界对“一老一小”问题的关注大大增加，政府也加大了对“一老一小”的政策支持力度。学界多认为中间一代同时面临赡养父母和养育子女的双重压力，但对其双重压力的真实性却缺少探究。通过以生命周期赤字理论为框架，从国家和家庭两个层面分析相关数据发现：国家在“一老一小”上的公共转移支付总量不多且占比较低，并未对国家经济发展造成明显压力。家庭内部的代际转移支付并不是单向的、两代人之间的，代际转移支付会根据祖辈和父辈的实际情况进行调整以减轻家庭压力。以照顾责任为切入点分析发现，虽然国家在“一老一小”照顾上有多种路径，但总体参与度低、责任承担不足，家庭承担着“一老一小”照顾的主要责任，但家庭照顾责任也并未只落在父辈身上，祖辈和孙辈都会参与家庭照顾责任的承担中，且家庭内部赡养老人与抚育小孩在时间上多不出现重叠。超低生育率与少子老龄化导致的更多是老年照料赤字与少儿照料盈余。基于此，应摒弃对“一老一小”问题的认知偏差，关注高龄及失能半失能老人的照顾，适度降低家庭对儿童教育的高额投入、以多代整合视角看待家庭中“一老一小”照顾的代际互助和支持。
个人信息的程序性保护不同于宽泛意义的法律程序，而是指数据处理者实施处理行为前，应当向利害关系人提供的必要程序，以有效约束数据处理者，从而保护利害关系人的合法预期利益。当前个人信息保护制度中，确权授权机制存在固有局限、知情同意规则的效果被弱化、数据利益的分配失衡等情况表明，个人信息的程序性保护亟待加强。三种类型的数据正义理论为个人信息的程序性保护提供了较为体系化的理论支撑：以工具性的数据正义拓展确权授权机制，以程序性数据正义支持个人信息决策理性，以分配性数据正义均衡利益分配。结合我国的个人信息保护制度实践，个人信息的程序性保护可在三个方向上予以加强：细化公示公开程序以配合确权授权机制，强化知情同意程序以制约数据处理决策，完善影响评估程序以协调各方利益。
社会活力是一个社会的创造力和生命力所在，对于这个社会是否拥有外部的抵抗力和内部的稳定性有着直接的影响；社会生产力作为全部社会生活的物质前提，是推动社会进步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社会活力与生产力发展关系，既是一个哲学问题，也是一个实践问题。解放与发展生产力不仅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动力，更是激发社会活力的必然路径；同时，增强社会活力也是解放与发展生产力的终极追求。明确通过改革完善生产关系、从而激发社会生产力发展活力是我国改革开放伟大实践的宝贵经验，包括正确处理好经济和社会、政府和市场的、效率和公平、活力和秩序、发展和安全等方面关系。在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中，新质生产力作为先进生产力质态，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且新型劳动者构成其中的主体性因素，这便要求在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过程中需要营造有利的体制机制环境、激发全社会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
<正>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历史进程中，习近平围绕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责任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发表一系列重要论述，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从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的高度，阐明了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责任的重大意义、科学内涵、根本原则、目标要求、实践路径等，系统回答了“新时代为什么要突出强调全面从严治党责任，全面从严治党责任的核心要素、关键环节是什么，怎样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责任”等问题，对于构建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责任体系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与实践价值。
建立在社会人、系统整合与风险分担假设之上的治理现代化,率先被发达国家福利体制建设所实践,其作用在于预防城市化过程中的社会风险、稳定社会秩序、促进经济发展。大规模工业化结束之后,中国不得不面对后工业化时代的治理复杂性,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确立了城市化时期中国式现代化平等观,既涵盖了治理现代化的核心要素,又体现了中国效率与公平兼容路径的独特性,提供了一种基于中国国情的治理现代化方案。中国治理现代化的两次理论飞跃确立了中国式现代化平等观,明确了经济治理与社会治理协同推进。效率与公平兼容机制的达成,需从社会政策创新入手,重点关注政策系统化与政策兼容性。
平台在经济活动各领域交叉融合，形成数字生态系统，改变了平台、入驻企业等市场主体的竞争环境。基于契约理论研究发现，数字平台与入驻企业构成了一个线上服务市场，双方是服务与被服务的契约关系；但二者是不对等的经营主体，平台超越自身的企业边界获得了对入驻企业的科层权力，这是传统线下市场上的中介组织往往不具备的权力；这种不对等的契约关系，在由多个线上服务市场构成的数字生态系统上演变为网络化契约；维系这些契约关系，不仅需要科层权力，亦需数字信用和契约精神。通过对入驻企业、平台和数字生态系统各研究对象的场景分析，发现市场竞争环境正在经历深刻的现实重构，如数据机制替代价格机制、数字生态系统竞争取代产品竞争等。相关结论对中国数字生态系统竞争环境的规范和优化，具有一定的政策启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党团结带领人民经过长期探索，开创、坚持和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找到了一条正确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整体概念，从思想的整体性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由之路，有助于在新时代新征程的奋斗实践中，更加坚定、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坚持中国道路是党的百年奋斗历史经验，为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由之路提供了实践遵循。党的二十大初步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为新时代新征程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由之路指明了前进方向。
数据基础制度作为数字经济发展的核心支撑，对推动高质量发展和保障高水平安全具有至关重要的战略意义。在当前的数字治理体系中，规制、技术与市场三者之间的相互制约和交织构成了数据资源流通和价值释放的主要瓶颈。而数据基础制度通过“数据引力波”效应，在要素、结构和功能三个维度上实现数据高效配置，推动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并以“数据主权护盾”为核心，从规则、组织和技术上构建层次化的数据安全保障体系，为高水平的安全保障奠定坚实基础。最终围绕标准、支撑和价值三个维度协同推进，通过系统优化数据基础制度，形成“三维一体”框架体系，促进数据市场的规范、高效发展，为我国数字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乡村是村民生产、生活和娱乐三位一体的空间,村民本体性安全是乡村社会治理有效的稳定器与深层目标。通过借鉴生态心理学家吉布森的“可供性”理论,以浙江省长兴县“未来乡村”数字化治理实践作为案例,探讨数字治理如何促进村民本体性安全的再造。“未来乡村”的数字乡村治理实践一定程度上关照到村民的主体价值,为村民本体性安全再造提供了数字化可能性,并且形成了维持外部稳定的制度路径、增强周边环境控制感的关系路径以及重塑乡村和自我价值的内在路径。数字化治理不但提升了乡村治理效率,为村民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和发展机会,而且促进了乡村经济的多元化发展,减轻村民对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的焦虑。
马克思现代性思想中既蕴含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的思想，又蕴含社会主义现代性的设想。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中国为社会主义与现代化的结合提供了实践空间。中国共产党通过辩证法的运用和历史理性的坚持，取得了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巨大成就，社会主义现代性的初步建构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成果。社会主义现代性的价值规定，包括在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关系上，坚持两者相统一基础上的价值理性优先；在个体主体与集体主体的关系上，坚持两者相统一基础上的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在效率与公平的关系上，坚持效率与公平相统一；在劳动与资本的关系上，坚持劳动优先；在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关系上，坚持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相统一。关于社会主义现代性的正确理解，需要坚持民族性与超越性相统一、特殊性与普遍性相统一、批判性与规范性相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