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公开数据保护仍有诸多挑战，为构建安全保护、有效利用、合规流通的数据产权制度和市场交易机制，亟须树立“以公开换保护”的数据权益理念。在公开数据的场景下，坚持以“有力保护”为基础，兼顾数据的“有效流通”，以科学合理的数据安全保护促进高效有序的数据流通体系，并基此探寻公开数据的保护路径。具体而言，可依据公开数据在数据产业链中的不同形态，将公开数据类型化为原始数据、数据集合和数据产品，通过准确识别公开数据所蕴含的多元权益属性，结合数据生成、使用、流通等不同环节，对位采取“赋权保护模式”与“行为规制模式”的复合路径，以“赋权保护模式”对数据产品进行保护，以“行为规制模式”对原始数据与数据集合进行保护。以建立兼容立体的保护模式，统筹各类数据主体的合法利益，有效权衡数据保护、数据流通及数据竞争间的复杂关系，为更好发挥数据要素加乘作用提供可及且可行的制度方案，助力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加快新质生产力发展。
退出市场作为地方融资平台公司治理工作的新政策导向,事关经济体制改革重大风险的防范与化解。目前融资平台退出市场的法律规范以国务院及其部门颁布的规范性文件为主,存在一般性法律规范过于原则而专门性法律规范效力位阶较低、融资平台退出市场的具体操作缺乏全面且明确的规则依据等不足。应当在强化规范性文件整合与协同的基础上加快专门性立法;按照《公司法》《企业破产法》等规定强化债权人利益保护;积极引入不良资产处置、托管、股权转让等市场化机制,创设债务人与债权人的市场化协商处置机制;就民事诉讼、仲裁和调解、解散清算和破产清算等程序性规则在融资平台退出市场中的适用予以针对性的细化及完善。
思想路线是党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出发点,是党的事业和党的建设成功与否的关键所在。与党的重大历史分期一致,党的思想路线也经历了在革命斗争实践中产生、在建设年代的曲折中坚持、在改革开放后恢复和发展、在新时代上升到哲学层面的再认识等阶段。这一历程的时代启示主要有:必须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实践检验并发展真理,坚持理论与实际紧密地结合,坚持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求真务实。
大型科技平台涉足金融领域的“赢家通吃”与“大而不倒”风险引发资本无序扩张的反垄断规制动议。由外而内的平台生态金融赋能、由近及远的平台经济“风险投资”特质以及由上至下的金融市场普惠红利释放均为大型科技平台的“垄断式创新”提供孵化场域。金融市场流量与数据的竞争乱象、平台资本无序扩张的系统风险以及金融普惠外衣下的垄断利润更加丰富平台反垄断规制的金融向度。然而，反垄断规制的有效开展仍需在竞争政策与金融市场化趋势融合中明确功能定位，在平台资本扩张行为与公共权力演化之间建立责任关联，在监管竞争与合作治理中完善权力配置。立足大型科技平台涉足金融领域的市场竞争秩序完善，反垄断规制应当夯实创新发展的常态化嵌入目标，补足以风险预警、合规指引为代表的预防性实施工具，更新金融控股公司与数据要素的市场竞争规则，并在公共性导向下推动金融数据共享与共治机制搭建。
现代化与现代性是两个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概念。现代性是现代化的内在规定与运行机理，现代化是现代性的外部表征及其过程。现代性包括社会现代性与文化现代性，它们对现代化的发展都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文化现代性包括资本主义文化现代性与社会主义文化现代性两种形式，中国式现代化需要在建立并弘扬社会主义文化现代性精神基础之上，通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文化。现代化与现代性既是多元的，更是一元的。文化现代性对现代化模式的形成有着重要作用，但文化作用有其条件性和制约性。
数字社会的虚拟化特征改变了传统信用根植的社会生态环境,产生了"算法规训"之客体化思维、"算法黑箱"之权力异化、"算法焦虑"之不确定性感知等算法失信问题,社会信用体系在传统与现代之间面临消解。作为现代社会信用体系再构的核心路径,算法诚信的实现涉及技术伦理、社会实践、群体认知、社会情感等多方要素的整合。以传统社会诚信伦理为资源,经由契约精神再融入、诚信治理、道德氛围培育三重努力,可以恢复数字社会的"生命向度",实现现代社会信用体系的再构。
伴随经济持续发展与社会保障制度日臻完善，我国社会状态正由“未富先老”转向“老富协同”。正确认识人口老龄化与经济社会发展相互关系的阶段性特征，既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就的理论认识，也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客观需要。继续和稳固“老富协同”状态并行稳致远，强化经济高质量发展是根本要求，为应对人口老龄化夯实社会财富储备；同时，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共创美好生活，推进共同富裕。一方面，加快塑造素质优良、总量充裕、结构优化、分布合理的现代化人力资源，以人口高质量发展为经济社会更“富”发展提供支撑；另一方面，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以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增进“老富协同”，促进落实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助力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
传统意义上的城市更新目标一般集中于经济发展、环境美化、文化传承等方面，社会价值却鲜有人提及。在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社会流动和社会风险加剧、社会公平和均衡发展日益上升为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的背景下，城市更新也亟须在人民城市理念的引导下，实现从追求物质空间改善到提升社会价值。公共空间作为社会关系的重要载体，通过社会交往、情感归属与文化展演三重逻辑实现社会价值。然而，公共空间布局不合理、决策模式单一、文化维度缺失等因素制约了社会价值生成。未来城市更新应以社会价值优先为导向，通过小规模、渐进式的微更新策略，构建多元共享的公共空间，吸纳广泛社会群体参与，增强产城互动，使城市成为所有群体共享的“社会家园”。
社区治理是城市公共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生活治理本位是城市社区治理的根本属性。协商民主聚焦生活元素、立足底层生活、依循社会逻辑，是一种协调利益、汇聚共识、形成科学决策的民主形式和治理形态。剖析协商民主与城市社区治理的内在关联，目的在于将协商民主的制度、理念、程序、方法融入城市社区治理之中，推动城市社区协商治理从工具性向规范性、从单一性向广泛性、从选择性向自主性、从阶段性向全过程跃升，进而更好纾解生活治理难题。
推进医养结合是实施健康中国战略和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背景下的一项重要任务，“十四五”期间医养结合由扩面转向重视质量提升。本文采用实证方法，从扩面和提质两个维度，考察农村基层医疗机构参与医养结合的特征。以某大型城市的全部171家乡镇基层医疗机构为样本，多元回归分析的结果表明，在扩面方面，当前医养结合参与受到政策引导，医疗市场竞争所导致的“被动”扩面也存在。在提质方面，医疗机构的公立属性是提升融合深度的显著因素；面向养老机构的远程诊疗开展不足，以门诊为重心的业务结构有推动作用；康复、老年病、中医等基层专科建设与医养结合相辅相成，但具体作用程度不一。结果提示：需要改变引导基层医疗机构参与医养结合的重点，从简单参与转向机构转型；需要关注民营医疗机构参与医养结合的深度；需要扩大面向养老机构的远程诊疗，并将其与互联网诊疗等医疗机构数字化建设结合起来；同时，设立面向基层医疗机构的养老专科建设支持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