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发展较快的一个原因是特殊的产业和企业组织形式，也就是常说的新业态新模式，这正在改写微观企业的经济制度。为长期健康发展，需要深刻理解数字经济的制度突破与建构及其带来的问题。文章基于契约理论建立了一般分析框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的制度突破与建构表现为形成了新契约关系；这主要集中在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数据要素化和劳动关系四个领域；从监管实践来看，欧美政府参与数字经济制度建构的经验做法是加强契约的竞争性、公平性、完备性和开放性。这对于认识我国数字经济在当下发生的制度性变化及其未来演进方向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也有助于政府改进监管政策，更合理有效地参与数字经济的制度建构，引导数字经济长期规范发展。

数字习惯是数字时代的产物，是指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使用数字设备和服务过程中逐渐形成的行为模式，是人们对数字技术强烈、持续参与的内化。从技术哲学的视角看，数字习惯是一个数字机器对我们的关系、行为和品味进行重构的算法过程。这些数字习惯可以是积极的，也可以是消极的，这取决于它们对人们生活的影响。积极的数字习惯是日常生活与数字技术融合的一个重要推动力量，因为它能够以一种增强而不是削弱我们生活的方式去使用数字技术，能够利用数字技术推进人类文明的新发展。数字习惯也可能是消极性的，不良的数字习惯会导致人们数字成瘾、注意力涣散、身心健康下降、人与人关系疏离。今天相当多的人陷入了不能自拔的数字陷阱，不良的数字习惯严重冲击了日常生活的正常秩序。因此，探索建构健康的数字习惯是一项新的文化任务，它鼓励人们勇敢面对社会生活的重大变迁，对数字技术与数字习惯相互建构的运行机制展开研究，并在推进数字技术服务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过程中，努力从日常生活中不断地消除数字混乱，探索以一种平稳、有序和有效的途径，引导人们特别是青少年一代，向着积极的、全新的数字化生活方式过渡。

理论思维是社会进步、文明发展的动力和支撑。重视理论思维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传统和优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们党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进一步丰富和发展理论思维，逐渐形成了以战略思维、辩证思维、创新思维、底线思维、历史思维为主要内容的理论思维图式；这一思维图式蕴含着目标引领、问题导向、内生动力、基本保障和根本原则的内在逻辑。培养和提升理论思维能力，就要锤炼发现问题的理论洞察力，锻造整合问题的理论概括力，提升思想创新的理论批判力，夯实分析、论证问题的理论思辨力，厚植建构文明新形态的理论思想力。

党的二十大明确将区域发展战略与新型城镇化战略相联系,为县域城镇化道路指明了方向。研究表明,我国超大空间与超大人口规模的城镇化天然具有区域特性,不同区域分化互补的关系使行政区划上统一的县域分化为不同类型,并内在地要求县域城镇化必须具备区域分工的包容性特征。具体而言,“城市型”县域主要处于东部沿海地区,其城镇化建设以强化城市群经济人口承载能力为目标;“乡村型”县域主要处于中西部地区,其城镇化建设以提高公共服务供给水平、提升城乡统筹能力为目标。两者以区域分工的形式分别深化东部沿海与中西部这两大区域的比较优势,从而优化中国的城市体系与城乡关系,提升城镇化的发展质量与社会包容度。这一城镇化发展道路能够有效协调发展与稳定的关系,是迈向以人为本的城镇化与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路径。

基于对监管效果的现实需求，互联网平台的主动型监管机制逐渐兴起，由此形成被动型与主动型共存的双层监管机制。主动型监管机制虽然弥补了被动型监管机制中互联网平台在主观能动性层面的短板，但是也呈现出互联网平台与传统治理主体之间治理压力分配不均以及互联网平台法律责任承担的明确性不足等实践困境，制约了主动型监管机制的效能发挥预期。作为主动型监管机制背后的运行依据，社会治理现代化理论以及数据治理理论为此困境之化解提供了指引。为推动双层监管机制的法治化落实，不仅应理性分配监管义务，还应建构类型化的看门人责任标准。

国际投资仲裁的核心是对东道国政府行为的司法评价,这与通过优化政府行为改善营商环境的要求相一致。建立"一带一路"国际投资仲裁机制对推进"一带一路"实施的深化、完善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化法治化便利化营商环境均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现有的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难以满足"一带一路"国际投资争端解决的需要,国际投资仲裁机制应成为"一带一路"规则性基础设施建设的新重点。应以亚投行为实体基础构建"一带一路"国际投资仲裁中心,并在组织和规则建设上保障其独立性。在仲裁规则上,应契合"一带一路"的属性设置开放、包容的仲裁管辖规则,并创设专职仲裁员和指定仲裁庭制度。应以提高东道国政府的履行意愿和能力、构建仲裁异议机制为核心,解决仲裁依据的选择、适用以及裁决执行等难题。应强化裁决一致性和透明度原则,并促进仲裁与磋商、调解、诉讼等多元化投资争端解决方式的衔接。

中国的人口控制政策是以控制人口数量为目标、以降低生育水平为要求、以提供和实施避孕节育措施为手段的政策体系。该政策初步形成于1962年（推行于城市和农村人口稠密区），对城市居民生育行为由多育向少育转变有积极引导作用；全面实施于1973年，以晚婚、最多生育二孩和间隔四年为要求，对民众特别是农民的传统生育行为有极大矫正作用，使生育率大幅度下降；强化于1980年，以独生子女政策实行为标志（农村实行的则是一胎半政策）。这一政策将国家人口控制目标放在首位，城乡生育率在短期内降至更替水平及以下，人口增长速度得到控制。进入新世纪，随着中国社会转型，新一代青年人婚育观念和行为发生了深刻改变，晚婚、内生性少育成为主导。有鉴于此，二孩生育限制逐渐放开，进而放开三孩生育。

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奋斗历程中对于跳出历史周期率问题找到了“两个答案”：一是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提出的人民监督政府的民主新路，二是习近平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提出的党的自我革命。“两个答案”把人民监督政府的执政他律与党的自我革命的执政自律相结合，深化了对党的执政规律的认识。“两个答案”把马克思主义的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原理与党的建设的学说同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实际相结合，体现了人民性与党性的有机统一的理论特质。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中，着力于“两个答案”的内外联动和贯通协同，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相统一的治国理政方略。

战略机遇期是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社会发展战略环境的重要判断。战略机遇期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从20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前20年，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发生了重大变化；从现在起到未来30年，战略机遇期的内涵还将发生更为深刻的变化。特别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产生的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深刻塑造着当代中国发展的内外部环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又夯实中国社会迈向强起来的战略基础与战略力量，推动战略目标的设定不断提质扩容。中国在21世纪中叶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不仅是人类社会世界历史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历史思想在21世纪最具革命性意义的实践。新时代战略运筹的基本逻辑：新战略实践需要新战略哲学支持，以强大实力为支撑进行积极主动斗争，推动多元战略主体形成多维战略态势，以价值重建塑造战略主体的战略认知。

当前,农村老龄化程度持续深化,传统与现代更迭间的代际稳态被打破。通过采用跨越18年7期专项追踪数据,运用logistic模型从老年人视角探究农村家庭代际间双向的经济支持、器械支持和情感慰藉的交换动态模式。研究发现,家庭结构变动下代际关系呈“形散核聚”态势,经济支持和器械支持呈向子(孙)代倾斜趋势,情感慰藉据不同家庭结构变动呈相异趋势。研究揭示,近20年中国农村老年家庭代际关系呈和谐动态模式,即“和则”与“谐则”的耦合发展模式,该模式兼有聚同存异的包容性和动态发展的韧性;该模式反映在追求家庭整体和谐发展中,动态代际交换呈柔性和谐发展,其运作机制为各项代际支持间持续优化、调适。政府、社会和社区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倡导和谐社会发展观,加强构建家庭代际和谐能力,推进老龄友好型和谐社会的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