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 近几年来,经济学界对社会主义经济责任制问题进行了讨论,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见解。但这些讨论大都限于社会主义经济责任制的重要性、意义、作用及性质和具体形式方面,很少有人把社会主义经济责任制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联系起来,探讨社会主义经济责任制的客观必然性。人们还只是把社会主义经济责任制视为短时期内搞活我国经济的权宜之计,而没有把它视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所固有的产物。为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对社会主义经济责任制的客观必然性进行较为详细的探讨。本文拟就这一问题,谈点笔者粗浅的看法。

<正> 一恩格斯认为文艺作品的“倾向应当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而不应当特别把它指点出来”,这已成为文艺创作和文艺评论的一条自觉遵守的艺术原则。他进一步又说:“作者的见解愈隐蔽,对艺术作品来说就愈好”。实践证明,凡是文学史上的卓荤不俗者无不在这方面狠下工夫,讲求功力,否则难免出现纯政治术语或标语口号式的东西,令人难以卒读。文学巨著《红楼梦》就是以宝黛爱情为主线深刻揭露整个封建社会的罪恶与腐朽,展示其必然灭亡的规律。唐人短句《春怨》(金昌绪作)只

<正> 1 《新著国语文法》是我国第一部有深远影响的现代汉语语法著作,到1954年印行了18版,到1955年印行了22版,近年又列入商务印书馆编辑的《汉语语法丛书》。虽然1921年上海中华书局出版了许地山著的《语体文法大纲》(已使用图解法),1921年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了孙俍工著的《中国语法讲义》,1920年上海太平洋学社出版了吕云彪、戴渭清、陆反白合著的《白话文做法》中也有《白话文的用词》(词类)和《白话文的句法》(重点在修辞)两章,但是这几部书的流传范围小,远不如黎先生的《新著

<正> 今年是我国著名语言学家黎锦熙先生的专著——《新著国语文法》出版六十周年。《新著国语文法》是国语运动的产物,是汉语语法史上“第一次系统地揭示白话文内在规律”的第一部语法专著。这一部比较完整而又独具特色的开创巨作以句法成分为核心,将标点符号和修辞引进了语法专著,建立了“句本位”教学思想。时隔六十年,汉语语法的研究不断深入,但“句本位”教学规制的基本思想却一直在指导着传统语法的教学工作,并且在某种意义上也给研究语法施加了一定的影响。史存直先生提出的“回

<正> 我的老师劭西先生是一位最著名的学者、最早的语法家和文字改革家。他又是国语罗马字、注音字母(后称”注音符号”)的创始人,也是投身五四运动的一员健将。他的《新著国语文法》,1924年就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是我国最早的一部科学而又系统的语法书。这在当时是难能而可贵的。五四运动时期,白话文(语体文)与文言文的斗争是异常激烈的。鲁迅先生首先把用白话文写成的《狂人日记》在《新青年》上发表了。在这场斗争中打响了第一炮,显示了白话文的强大威力。可是,当时的一些知识分子却认为:文言文是有“文法”的,语体文是没有“语法”的,因此,语体文是没有前途的。

<正> 《新著国语文法》是我国最早的、最有影响的现代汉语语法名著,有筚路蓝缕之功,这是社会所一致公认的。但是,从它1924年2月商务印书馆初版到现在,已经整整过去了六十年,我国的语言学已经有了巨大的变化和发展,今天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这部六十年前的“旧著”呢?它除了历史的功绩外还有没有现实价值呢?当前语言科学已经发展为一门“边缘学科”,有许多新课题等待我们去探索去研究,《新著国语文法》还值得我们去学习探讨吗?我们认为回答是肯定的,挖掘、继承、发扬它的成果,使其为

<正> 山东有些地方,问路时,据说见到男的,要称二哥,不能叫大哥,否则对方不高兴,甚至连路也不告诉你。这也许是山东英雄武松受人尊敬,而武大外形丑陋的缘故。其实,武大外表丑陋,内心并不丑,至于他的遭遇,也是令人同情的。武大是武松的哥哥,兄弟二人,同一父母生,外表截然不同。“武松身长八尺,一貌堂堂,浑身上下有千百斤气力”。这是位勇武的英雄。赤手空拳,醉酒打虎,惊动了阳谷县,赢得了后人颂扬。武大与武二哥大不相同,他“身不满五尺,面目生得狰狞,头脑可笑,清河县人见他生得短矮,起他一个诨名,叫做三寸丁谷树皮”。猥琐不堪的武

<正> 孙中山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他领导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及其建立的伟大功绩,不仅彪炳于中国近代史册,当时在世界上也产生了相当的影响。伟大的革命导师列宁,当年就曾以莫大的热情关注、肯定和赞助了孙中山及其革命事业,并在许多文章里进行了论述。今天,当我们纪念辛亥革命及其领导者孙中山的时候,重温列宁的这些论述,回顾中国民主革命的进程,倍感列宁论述的正确。一、“落后的欧洲和先进的亚洲”,孙中山是亚洲先进力量的杰出代表

<正> 记得是一九三九的冬季,有一天晚饭后,城固县的名画家龙博珊先生找我,说他要请黎先生观剧,约我作陪。城固县演的总是秦腔剧,那时我对秦腔剧很不感兴趣,我以为黎先生也是不愿去的。我说:“咱们到黎先生家先问问黎先生是否有此兴致,他平时是很少出外活动的。”于是龙博珊先生和我一同到盐店巷黎先生家对黎先生说明来意。没想到黎先生欣然同意,戴上毡帽,拿着手杖,一同出发。我们出了盐店巷,通过北大街,拐向东大街,出了城,走过关帝庙,穿了几道我从来未走过的街,拐了几个弯,龙博珊先生说的地名我全未在意,终于看到一个广场,那

<正> 一九八一年秋天,我应美国斯坦福大学的邀请,到该校去讲学,寓居加州 PaloAlto。后来我又应哈佛、耶鲁大学的邀请,到哈佛、耶鲁去访问,并作学术讲演。之后,我又到纽约,访问了哥伦比亚大学。在此期间,我会见了在美国的著名的华人学者和美国学者,如哈佛的韩南教授,耶鲁的余英时教授,纽约的唐德刚教授、夏志清教授等。在加州,我与王靖宇教授、刘若愚教授、高恭亿教授更是过往较多。上面这许多学界的朋友,都给我很深的印象,这种国际间的学术上的友谊,我感到非常珍贵,因而也时时会引起我美好的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