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中外学术交流，提升学术期刊的国际影响力，既是中国高校文科学报的重要历史使命，同样也是学报发展面临的重大挑战。以2018—2022年5年间3次以上入选“中国最具国际影响力学术期刊”“中国国际影响力优秀学术期刊”的中国高校文科学报为研究对象，对中国高校文科学报国际影响力的现状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中国高校文科学报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期刊总体数量较少，学报区域分布不均衡，学报的发展与学校的专业黏度大，与学校的学科发展呈相互支撑态势，网络首发对期刊的传播力正向影响大。为此，提出提升中国高校文科学报国际影响力的路径与对策：加强区域协同发展、建立高校文科学报发展联盟，注重与学校优势学科协调发展、助推优秀学术人才成长，突出中国特色话题、推动学报专业化转型，重视网络首发服务，加强学报网络传播能力建设，突破国际传播的语言瓶颈、加强学报国际传播能力建设。

玉山草堂是对桃花源理想的现实投射，融合了文人审美理想与独特情感体验。玉山文士对桃花源文学景观的书写，拓宽了桃花源的书写视野，丰富了桃花源的人文内涵与文学价值。他们对桃花源理想的接受体现在归隐之地与人伦家园两个方面，并且实现了对仙境化和世俗化书写视角的超越以及文士书写视角的介入。在对桃花源接受与重构的过程中，玉山文士加强了群体身份认同并呈现出“和而不流”的独立品质，对其独立品格的形成具有促进作用。

习仲勋十分重视青年教育工作，在长期的青年教育工作实践中，形成了内涵丰富、系统完备的青年教育观，清晰地回答了为什么要重视青年培养、培养什么样的青年、如何培养青年这一事关党和国家事业后继有人的重大问题。他提出抓好青年教育工作必须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充分发挥共青团对青年的组织、引领和教育作用，必须加强青年的思想政治教育和思政教师队伍建设，必须统筹发挥家庭、学校、社会协同育人的重要作用。习仲勋的青年教育观内涵丰富、贴合现实、面向未来，是我们党关于青年教育工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时代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和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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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勰之文体学思想，以宗经为根柢，具体到文体论部分，则隐现出以“论”体为中心的文体互渗系统。论体具有强大的灵活性，可反作用于强势的赋体，同时沾溉了俳谐、颂、赞、铭、箴等一系列文体。“论”体“自由人”身份的获取有内容和形式两方面的原因。内容上的包容及形式上的开放为其渗透、沾溉其他文体提供了可能。刘勰《文心雕龙》一书中隐现的此系统不仅适用于六朝，随着时代发展，更适用于后代的宋朝。

网络个人信息是互联网时代的重要资源，如何保护和披露个人信息受到个体心态和技术发展等多方面影响。从社会结构视角出发，使用中国综合调查数据(CGSS2017)进行实证研究分析发现：上网者的个人信息披露具有显著的个体行为差异，且对于模型的贡献度最高，而社会结构因素对于个人信息披露的影响同样显著，其中社会阶层越高个人信息披露程度越高，年龄的增长对于个人信息披露具有倒U型影响。研究结果支持了个体行为差异和社会结构差异的共存，并回应了隐私悖论理论，同时，社会阶层和生命历程同样是解释隐私悖论问题的重要因素。

新工科是一种全新的教育理念，不仅仅是对传统工科专业的改革，更强调以“新工科理念”进行文科、农科、医学等各个专业领域的教育改革，是一项高等教育改革的重大引领计划。信计专业是典型的理工融合专业，面对新兴信息产业对人才的需求以及新工科建设对人才培养目标的新要求，地方高校信计专业迫切需要完善和改革人才培养模式。为此，构建了新工科信计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方案，从明确专业培养定位、重塑人才培养目标、完善人才培养体系、探索人才培养新路径四方面提出改革和发展对策，为地方应用型高校新工科建设提供参考与借鉴。

作为“舶来品”的话剧要在中国文艺土壤上扎根并生存发展，“民族化”和“大众化”是它的必经之路。话剧经历了“五四”时期和1930年代的发展，到了延安时期，戏剧工作者们在延安及其他革命根据地进行了一系列的话剧编演实践。与国统区的话剧相比，延安时期解放区话剧的内容和形式更加适应广大底层人民群众的审美趣味。在中国共产党的文艺政策和文艺理论指引下，延安时期话剧开创了文艺服务人民群众、反映时代精神的新方向，延安时期的话剧编演实践为现代话剧的大众化、民族化发展进行了重要而有益的探索。

地方法治建设对促进民营经济的创新发展有重要影响，为了持续优化地方营商环境，促进民营企业创新发展，有必要加强民营经济创新发展领域的地方法治建设。以陕西省为例，通过对民营企业的实地调研与各类相关的地方立法、规范性文件的梳理，可以发现陕西省在促进民营经济创新发展的法治建设中，于地方立法、执法和司法配合三方面均有不足。为此，应尽快制定民营企业促进条例并完善配套措施，增强执法的合理性和透明性，提升地方司法的配合度，以进一步改善民营企业的创新发展环境，推进陕西省高质量发展。

成书于清代咸丰十年(1860)的《禹贡通释》,是道咸年间汉中学者童颜舒(1813—1862)的一部专治《禹贡》的著作。从写作目的、诠释体例、诠释原则和方法及新的观点等方面论述《禹贡通释》通经致用的学术宗旨及其实现过程，结合《禹贡通释》相关观点考察《禹贡》学史上存在的问题，并对该书的价值特色作以评价，认为《禹贡通释》较好地解决了《禹贡》学史上的“五难”问题，在经学诠释层面完成了研治《禹贡》以通经致用的任务，是清代后期求通致用理念运用于《禹贡》学的成功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