帛书《易传》中孔子通过论"龙""能阳"与"能阴"统一、"变"与"不变"统一的神能特征,阐发了易学"变"与"不变"的核心义理,对"易"之名义进行了界定,解决了易学的首要问题,促成易学的建立。孔子还深入到象数层面,阐发了乾坤两卦阴阳之爻皆为"龙"的"爻象"之说。他立足"变"的义理,在具体阐释《周易》古经卦爻辞时,娴熟地运用"爻变"象数体例,体现了易学作为专门之学的特质。

30年前,杨翼骧先生出版了《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第一册,书中包含了或蕴含着一些可供研究的史学史问题。可以说,这是编者对中国史学史研究者的提示和期待。重温此书,觅得新知,如隋、唐两朝史学开局之异趣、北魏史撰述与"《汉书》学"兴盛之某些细节,都有发人深思之处。

英国学者彼得·弗兰克潘的新著《丝绸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是欧美学者对"丝绸之路"历史与今天所作的客观、全新的解读。作者摆脱了西方中心主义,强调了西亚和中亚古代"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在连接东西方文明中的关键作用,并指出中国为"一带一路"愿景所作的努力以及此愿景下"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复兴的巨大潜力。21世纪充满了变革与挑战,彼得·弗兰克潘的专著为东西方读者客观认识"丝绸之路"以及"一带一路"理念提供了新视角和更为开放的思路。"一带一路"起到了带动全球经济发展、推动中亚各国复兴的积极作用,更重要的是,"一带一路"倡议也是世界各国相互学习、借鉴、进行文化交融和理解从而发挥自身特色的共同发展之路,更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经之路。

杨翼骧先生早在北京大学求学时期的1939年,就确立了专攻中国史学史专业的志愿,这在当时可谓独一无二。几十年间,虽因国情环境而多有波折,但其矢志不移,在被安排进行秦汉魏晋南北朝史的教学中,勤虔职事,撰有高水平论著,并且一有机会,就致力于史学史教学和研究,以精良的中国史学史著述,博得了很高的专业声望。在学科建设上,杨翼骧先生仅以一己之力为南开大学建立了卓有特色的史学史博士点,成为全国仅有的本专业四大学术重镇之一。设计和撰写学术精品著述和做好研究生培养,是杨先生针对中国史学史学科建设的两大举措,成效可观,但因缺少及时组建专业机构这一环节,因而行进艰难,今后还会走在这个艰难的路径之上。

在诗人乔欣的笔下,草原生命的每一处幽微的角落都被浓郁强烈的爱所涵盖、所包容。乔欣的诗歌在呈现淳厚、真挚的草原情怀的同时,也传递着他对自己所依恋的草原生活的生态学思考和人文关怀。

金朝历代帝王都具有读史、修史的传统,重视以史为鉴,注意汲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并将其运用到治国理政的政治实践之中。金代不仅儒家经典和历代史籍受到统治者的推崇与重视,而且学校的历史教育也得到有序开展。金代科举中对考试史学有明确的规定,这就进一步提高了人们的读史热情,从而对历史教育的开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为京津冀构建一体化的城市体系奠定了基础,雄安新区的设立进一步推进了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进程。为了更好地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需要以石家庄为核心构建京津冀城市体系的"第三极",为此要尽快完善"石家庄市—无极县—安国市—任丘市—文安县—天津市"城市链,从而使"京津石三角形"的"津石边"得以形成。在此基础上还要尽快构建"石家庄市—正定县—新乐市—定州市—安国市—安平县—深州市—辛集市—晋州市—藁城区"城市环,按照分区发展方式促进石家庄向东扩展的影响力,而后再强化发展"无极县+深泽县+安平县",将城市环与城市环包围的区域紧密整合在一起,以石家庄为核心形成与京津大都市鼎足发展的"第三极"城市团。

杨翼骧先生一生学术成果丰硕,他的身上有两种相辅相成的治史风格,推动他不断前进和创新。一是他谙熟古代典籍文献,并精于钩稽、考订;二是善于以观点统帅材料,重视理论创新。二者相得益彰。后一种治史风格,可以归纳为如下四项:博采睿思,中肯评价;深入发掘,阐释精华;实事求是,辩证分析;开拓创新,探索体系。他的学术成果和理论建树,为后人研史提供了极为宝贵的启示。

古希腊的"荷马问题"是指荷马史诗的描写存在一些问题,它包括文本的逻辑问题和亵渎神的问题。"荷马问题"产生的背景是荷马史诗的权威地位受到质疑。解决古希腊"荷马问题"的方法是多元的,其基本的方法是语文学方法和讽寓解释的方法。古希腊的"荷马问题"并不包括荷马其人是否存在的问题。

燕赵文化研究成果丰富,但是存在着重秦汉、隋唐和当代,轻明清时期研究的问题,使燕赵文化的整体性研究存在缺憾。《任侠与节义:燕赵文化研究》一书不仅弥补了燕赵文化整体性研究不足的缺憾,而且还对"侠"的含义进行解析,提出了"侠"的正义之意是后世逐渐赋予的观点,并阐释了各个历史时期燕赵文化的特征,运用地图展现了燕赵文化的空间分布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