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智能传播场域道德建设是新时代网络空间道德建设的重要内容，是筑牢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和提升网民思想道德素质的应有之义。智能传播是网络环境下道德建设的重要方式，道德建设作为承载权力主体道德要求和选择的意识形态活动，具有引领道德取向的独特使命，并反作用于智能传播，同时赋予其价值承载性。然而，作为技术工具，智能传播场域中话语空间“把关转移”导致道德建设的内容辐射有限，生存样态“信息茧房”导致道德建设的阵地范围偏狭，社交互动“黑箱现象”导致道德建设的行为自律趋弱，这些都给道德建设带来了新的风险。为此，要以培育优质网络道德内容池为内容前提推动道德建设，以突破道德阵地的窄化局限为核心环节完善道德建设，以提升道德主体的综合素质为能力指向塑造道德建设，从而在直面风险挑战中发挥智能传播场域应有的价值。

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是迄今为止中国学术界最系统、最完备也最有影响力的历史理论，但由于存在严重的固化僵化倾向，产生了与专业化学术实践相脱节的现象。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研究要除旧布新，走出当前面临的困境和危机，实现创造性发展，至少应当具备四重视野：学术视野、历史视野、国际视野和本土视野。拥有了这四重视野，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才可能重返思想文化的前台和中心，引领历史研究的学术实践，构成推动中国历史学转型创新的核心力量。

发展新质生产力对于推动高质量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尤其是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过程中扮演着关键角色。新质生产力不仅是现代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也是国家战略目标实现的基础。为了培养能够有效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高素质人才，高校需要在教育过程中深入挖掘和发挥自身优势。而在这一过程中，将新质生产力理论融入思政课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它能够赋予思政课教学新使命、强化思政课教学的实践性、促进当代新质人才的培养。将新质生产力理论融入思政课也具有坚实的理论依据：思政课与新质生产力发展在育人价值基点上高度契合；新质生产力为思政课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培育导向；思政课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关键要素和积极变量。基于此，新质生产力理论融入思政课教学的路径可以着眼于秉持“以人为本”基本教育理念、革新思政课教学内容、创新思政课教学方法、优化思政课教学评价等几个方面。

乡村产业振兴是实现乡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也是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整体性治理为乡村产业振兴提供了新的研究视域，其要义是强调民众需求导向、“多元”协同联动、数字技术赋能与主体间的互信责任重构。但在这一视域下，目前乡村产业振兴还面临着产业“融合链”发展不够充分、“多元”共治合力尚未形成、“数字化”治理水平较低、“党政群”互信机制不尽完善等问题，因此，需要全面增强乡村产业“融合链”发展能力、创新构建“多元”协同联动的共治新格局、推动数字赋能激发乡村产业振兴的内生动力、重构“党政群”互信关系，进行四维向度的整体性路径优化，最终才能全面推动乡村产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作为我国高等院校的重要组成部分，地方师范院校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过程中具有大有可为、大有所为、大有作为的“三为”优势，廊坊师范学院在这方面的工作就比较典型。其54支实践团队、295名青年教师、526名青年学生近3年深入乡村的社会实践表明，地方师范院校是服务地方基础教育的先行者，是乡村文化繁荣的推动者，也是协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凝聚者。进一步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需要地方师范院校紧密围绕“地方”优势、“师范”特色与“高校”属性，坚持以赋能教育为基，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坚持以文化建设为魂，凝聚乡村振兴人心共识；坚持以人的回归为本，引导不同群体向农而行；坚持以促进发展为要，激活乡村振兴动力引擎。

贺凯出生于山西辛亥革命元勋之家，自幼接受革命思想，早年从事进步文学的创作和翻译，并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革命思想。他在政治上参与了中国共产党山西地方组织的创建，在文学组织上参加了“左联”。同时，他又把马克思主义理论运用在中国文学史的研究上，写出了中国史学史上第一部马克思主义中国文学通史——《中国文学史纲要》，提出了一系列具有革命性意义的文学史写作理论。这一著作不但在中国文学史的写作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同时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过程中一个需要重视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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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保护传承“非遗”的队伍中，志愿者的力量与影响不可忽视。近年来，来自河北廊坊与浙江象山的两支“非遗”志愿者队伍表现突出、成绩优异。两者在地理位置上一北一南，团队建设与运作模式又各有特点。所以讨论其类同，对比其差异，在不以对比优劣为目的的比较中，发掘其各自值得肯定、学习之处，探讨让“非遗”志愿者团队能够良好、可持续运行的发展之路，不仅对各地开展“非遗”保护传承工作有较强的借鉴意义，对学界研究的不足也是一种颇有价值的补充。

魏微《烟霞里》是一部成功的成长小说，亦是一部独特的时代之书。小说采用编年体融合纪传体的形式，以集体作者的视角书写田庄的个体生命经验，勾勒中国快速城市化和全球化的大时代，深描和细绘社会与个体生命之间的复杂关联，在集体认同、女性意识以及情感结构书写方面作出了独特的开拓、创新和贡献。

图像与文字都是历史记述的重要方式，但图像可以更直观地再现文字无法呈现的历史细节，佐证或纠正相关历史记载，邓之诚1917年拍摄的涿县水灾照片在这方面就极富价值。梳理邓之诚水灾摄影照片，对比并结合文本记载，对1917年涿县水灾的致灾祸首、灾情、急赈问题能形成更深刻的认识。从致灾祸首看，此次水灾祸首应为拒马河，而非永定河。从灾情看，灾民身、心受到水灾双重打击的同时，严重的城乡和贫富差异又进一步加重了底层贫民的受灾程度。从灾情应急赈济看，个人和慈善团体的义赈明显发挥了主导作用，其中中国红十字会的急赈更呈现了严格遵守红十字会活动宗旨、多举并重、集中式多点散赈的特点。